上世纪60年代初，李济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破损铜器粘合试验
李济家跟傅斯年家对门而居，傅斯年常来找李济聊天。傅斯年是山东人，1948年9月，济南刚解放不久，他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人看到王献唐在扫大街。王是山东图书馆馆长，与李济、傅斯年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去扫大街，有可能是共产党进城后组织的义务劳动，表示知识分子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但傅斯年和李济谈起这件事来，却不免忧心忡忡，担心如果不去台湾，将来恐怕也会是同样的命运。李光谟是李济唯一的儿子，当时正在同济大学读书，李济征求儿子意见，希望他也去台湾。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李光谟最终决定留在大陆，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留下来看新中国的建立。儿大不由人，李济感到无奈；最伤心还是妻子，这位母亲看到儿子的信后，伤伤心心地大哭了一场。
此后，台海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李济和儿子李光谟音讯难通。李光谟在北京娶妻生子，李济都不知道。直到李济夫妇先后离世，都没能和儿子见上一面。
李济是湖北钟祥人，出生于1896年。1918年，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留学。5年后，他凭借论文《中华民族的形成》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被著名哲学家罗素大段引用，使李济成为了蜚声世界的人物。
这一年，27岁的李济回国赴南开大学担任教学。
当时河南新郑古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在地质大师丁文江的介绍下，李济前往河南新郑参加考古挖掘工作。
第二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斯学会弗利尔艺术馆，派毕世博率领考古队到中国进行考古研究，亟需要一位知识渊博的中国向导，他们诚邀李济加入他们的团队，共同进行考古工作。李济自然愿意，但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发掘出土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
对此，美方的回复是：“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没有比这更满意的答复了。李济于是辞去南开大学的工作，在1925年初加入了毕世博的考古队。
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了，聘请的国学导师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有人可能会说，清华国学院不是四大导师吗？怎么成了五位？
这也是我们想要问的。
著名汉学家杨联陞曾在一则献词中写道：“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献词中“梁王陈赵李”指的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导师”，其中的“李”就是李济。
李济是丁文江和梁启超共同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但李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兼职，他同时还要参与毕世博考古队的工作。李济当时才29岁，是五大导师中最年轻的，所以，清华只给了李济一个讲师的头衔。
但清华国学研究院发给学生的毕业证，落款却是五位导师的名字，最后一位就是李济。而且，李济的月薪和其他四大导师一样，都是300大洋；只不过，李济的薪酬是美方支付200大洋，清华支付100大洋。
而且，关于李济的头衔，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有明确记录：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
这份议决书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李济和其他四大导师的身份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兼职，才有了头衔的区别。
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解散，受傅斯年邀请，李济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当时史语所另外两个组分别是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语言组，主任是赵元任。三位主任都是以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从此，李济踏上了专业考古的历程。
从1928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李济主持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将中国有实证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李济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抗战爆发后，史语所全体人员及物资转移到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史语所各组人员，因为有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和有字甲骨，可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即便处于抗战艰困时期，李济仍组织考古组人员进行了彭山汉代崖墓，牧马山墓，苍洱古迹等地的考察，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政府决定把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到台湾。
第一批最重要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当年的情景，有个叫一品天下的作者，在他所写的护送国宝去台湾的文章中有详细的描述。
还在搬迁之前，中共方面已得到消息，特别指派李济的一个学生出面劝阻。李济说：“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同样对不起后世子孙。”
获知这位学生无力阻止，中共方面又转而找到陶孟和对李济委婉相劝，李济仍不为所动，他对陶孟和说：“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
陶孟和既拿不出科学证据，也担负不起这份责任，只好作罢。
古物装船之后，很多老朋友劝李济不要同船出发，当年从上海坐船到台湾基隆要走三天，在海上遭遇大风浪会有生命危险。
当时运载古物的船是登陆艇，破旧不堪，有的都长了锈，登陆艇的底部也不是很稳，在风浪很大的海上，很难保证有绝对安全。所以有人劝李济不要跟船走，负责押运也未必非要跟船。
李济回答说：“既然是押运，就要负责。要是我单走了，船上的东西都损失了，谁来负责？人在物在，真要遭遇不测，我也不至于背负弃船而逃的千古骂名。”
船从南京下关出发，在海上走了三天，到达基隆港的时候，正好是1949年的阴历大年三十。
这次转运，总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分三次完成，无一损坏。
李济到台湾后，在继续做考古研究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考古人类学家。
1976年，80岁的李济对安阳发掘的文物进行了研究总结，发表了划时代的考古著作《安阳》，把殷墟的研究成果展示在世界面前，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学者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1979年8月1日，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
李济去世后，留下一笔存款，有一两万美金。他在大陆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想用这笔钱作为基金，为内地的考古事业做点贡献。他找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夏鼐，希望能用这笔资金，以李济的名字设立一个考古基金。
李光谟对夏鼐说：“如果这边确定接受，我就早点让那边把钱汇过来。”
夏鼐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很热心。没过多久就通知李光谟说：“可以了，已经批准了。”
李光谟还不放心，追问了一句：“谁批准了？”夏鼐说：“中宣部。”
李光谟一听中宣部都批准了，就把钱汇了过来。但是钱汇过来后再找夏先生就找不到了。电话打到办公室，总是答复夏先生出差了，不是去了外地开会就是出国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四个月。
实在没有办法，李光谟只好给夏先生的秘书写信，请他一定想办法转告夏先生，自己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这个钱要或者不要，都请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又过了两个月，夏鼐的秘书给李光谟来电话，让他过去一趟。见面后，秘书告诉李光谟说：他们决定不接受这笔钱。李光谟问：上级部门不是已经批准了吗？秘书解释说：这样的事情不奇怪，一个领导觉得合适，另外的领导觉得不合适，这事情就通不过。
秘书没说具体是哪个领导不同意。这让李光谟很生气，这笔钱原本是父亲留给他的，他想用这笔钱来做个基金，为父亲从事了一辈子的考古事业尽一份力。没想到竟然不被接受，被冷脸拒绝。
后来李光谟才了解到，夏鼐在一次考古会议上说：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基金，用一个1949年去了台湾的人的名字来命名，不妥当。
李光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从一开始的态度上，夏鼐并未表示反对，而且明确告诉他上面已经批准了。
从这件事之后，李光谟和夏鼐就再没有什么来往了。李光谟想不到一个人竟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免感慨：做人怎么能这样呢？
2023-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