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铁上读书，突然觉得十分震惊。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我当时正在阅读列夫·拉兹贡（Lev Razgon）的《真实的故事》（Nepridumannoe），它发表在文学期刊《青年》上。我从没想过类似的作品能发表出来。此后，出版物源源不断地涌现。
新出版物的数量开始呈指数增长，阅读、与朋友交流讨论读物的做法风靡全国。1987年至1988年，大部分报刊和文学杂志的发行量极速增加，在一年内增长十倍以上。许多受欢迎的读物销售一空，报刊亭买不到这些读物。读者抱怨要在凌晨五点报刊亭开业前两小时去排队，才有机会买到心仪的读物。
阅读杂志、观看电视直播、与同类朋友交谈，这些活动产生了新的语言、话题、比较、隐喻和想法，最终导致话语和意识的深刻转变。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人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普遍意识到，曾经看似永恒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快结束了。
意大利文学学者维托里奥·斯特拉达（Vittorio Strada）在转型开始前曾在苏联居住过很长时间，他总结了自己在80年代末的苏联群众中感受到的历史加速："人们想象不出这场崩溃……它发生得如此突然，过程如此之快……终结的时间和发生的方式都令人震惊。"
突如其来的变化也相当令人兴奋。一直以身为苏联人为荣，从来不认同异议人士的冬妮娅忽然发现，自己很快就爱上了新的批评话语，用她的话说："我感到很兴奋，这一切是如此突然和意外，它完全征服了我。"
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这些经验引发了各种与苏联社会主义有关的重要问题。以悖论为核心的晚期苏联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性质是什么？这种悖论以话语、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和时间层面上的哪种内部制度转变为前提？此外，在这种制度中，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性质是什么？知识被编码、传播、接受和阐释的形式是什么？
这些问题不涉及崩溃的原因，而是关乎使崩溃成为可能而又没有使其成为预期的条件。带着这些问题，本书探索晚期苏联的社会主义（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那时距离苏联经济改革尚有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在那时人们的经验里，这个制度仍然是永恒的制度。本书通过苏联最后一代人的眼睛研究这一时期，关注这些人与意识形态、话语和仪式的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引发的、诸多意料之外的意义、社群、关系、身份、兴趣和追求。
二元的社会主义
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上世纪80年代末，弗朗索瓦丝·托姆（Françoise Thom），在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语言背景下，语言的"符号不再正常运作"，使苏联成为"一个没有意义（meaning）、没有事件（events）、没有人性（humanity）的世界"。90年代末，弗兰克·埃利斯（Frank Ellis）进一步说道：
当理性、常识和体面倍受冲击之时，人格就会残缺不全，人类的智识就会瓦解或扭曲。真理和谎言之间的屏障被狠狠地破坏了。人们在恐惧和一切智识被剥夺的环境中接受训练。苏联人民永远只是党的思想和口号的传声筒，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一个容器，时而被党的政策填满，时而被清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