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12岁的我去？哥哥们都上了工地，军事化管理，不能请假；父亲是老党员，也没法在农忙时节外出。母亲此前跟随毛正英细奶（叔奶奶），到太湖要过饭，她是小脚，不能走远路，又不好意思开口，三天后空手而归。
一天清晨，天刚麻麻亮，我扛起扁担，将两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子绑在扁担头上，揣着母亲给我烙的两个菜饼子，和张窑匠出发了。50岁的窑匠大叔经常偷偷到安徽去做瓦挣钱，熟悉买粮的路子。那时私自外出当窑匠和当窑姐一样丢人，张大叔为这事挨过大队很多整。他这次还是偷偷出去做窑，我们趁大家还没起床早早就出了村。
过河就是公路，公路从县城往北，一直通往英山北界的红花镇，翻过红花就是霍山。红花离我家80里，长途汽车可以到，车票是8毛钱。我们舍不得花钱，只能走。
中午我吃了一张菜饼子，在水田里捧了几口水喝。另外一张饼给了窑匠，我说吃饱了。张窑匠出名的暴躁，骂人时龇牙咧嘴，唾沫星子能射穿人的脸皮，献饼是讨好他，怕他把我扔在半路。其实，碗口大的饼子，五张我也吃得下。
夜幕降下，大别山浸泡在黑暗和静谧中。我们到了70里外草盘地肖家大屋，找到在那里修电站的大哥，歇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到红花，下午到霍山太平畈，全程120里。太阳还有一丈高时，我们到了一个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窑匠说到了。
窑匠把我交给这家夫妇，说去找一个徒弟，看看哪里能买粮食。
我在这家门口转了转，他家屋西有一个架在矮凳上的胖大棺材，我吓得赶快进屋。
晚上，这对夫妇给我做了一碗米饭。半年来我都在吃烂红薯，偶尔能喝到一碗大米稀饭，米饭的味道已经很久远、很陌生了。
两口子点起一盏油灯，给我盛上米饭，还有一碗青菜。
看着这碗冒尖的米饭，那样白，那样香，香气从嘴里钻进去，走遍全身，有一种催麻的作用。这不是一碗米饭，这是来自另一世界生命的圣物，肠胃和肌肉都对这久违的米饭顶礼膜拜，我全身颤抖，身子在一寸寸发软。没有力气拿起筷子，看着米饭两眼发直。
我又担心，窑匠还没回，买不到粮食怎么办？
心底里漾起一种悲凉和恐惧，传遍全身，身子抖得更厉害，手在桌子上，根本抬不起来。豆大的灯火在灯盏里摇曳，整个屋子忽明忽暗，墙上有大团黑影在晃，好像有很多人在走动。眼泪在眼眶里转，终于越过眼眶，顺着鼻子流到嘴上。
我抽噎了几下，突然放声大哭，人瘫倒在板凳上。
主人两口子听到动静赶快跑过来，拍我的后背和胸脯，我只是哭，全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们慌了，连连说这可怎么办，来了个小客人，不吃饭，只会哭，又找不到医生，怎么办哪？
看他们那么着急，我强忍住哭声，全身仍在不断抽搐。两口子见我不再大哭，劝我吃饭，我嗓子全是硬的，也没了饿的感觉，还是一口没吃。见我平服了很多，他们卸下一块门板，找来一块破布，叫我睡下。
这一躺下，才知道像被人捆着痛打了一天一样全身酸痛，我12岁，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山路。
第二天一大早，张窑匠扛回了一袋稻子，50斤。那时稻子官价9.5元一百斤，这是黑市，价格高了近一倍。
吃过早饭，别过那家人，窑匠要留在这里做窑，我独自上路。我要再走120里，把这救命粮挑回去！
一袋粮分成两袋挑，山路很窄，两边是荆棘和灌木，扁担无法横在双肩上，只能单肩挑起，让两袋子东西和人在一条直线上。山路陡峭，我个子矮小，即使让扁担前高后低，前面的袋子仍然拖在地上。竹扁担溜滑，倾斜角度过大，在肩膀上根本摁不住，前面的袋子直往身上撞，后面的袋子把我往下扯。
我跟两个袋子较劲，一步一步往前挪。用得最多的左肩很快磨破了皮，我把破褂子脱下来，作了垫肩。赤裸的上身，被茅草和荆棘拉出一道道血口。
来时跟着窑匠，现在一个人走，每走一段就得想想路对不对。山中没有人家可问，只有见到路边还有一些印象的歪脖树和怪形怪状的石头，才敢相信走对了。
昨天来时脚上起了两个血泡，现在破了，薄薄的鞋底挡不住石头子硌，硌一下伤口像被钉子戳一下。
一步一挪，终于看见红花公路了！心里高兴，脚底踩空，跌下一处土坡。赶忙翻身看两袋子粮食，万幸，袋子没破！
爬了起来，右脚疼得钻心，踝骨上方一寸的地方撞在了一块石头上，破了一个半寸长的口子，往外流血。在破褂子上撕下一条衣服边，绑了绑，系好扁担，继续和两袋粮食一起往前挪。
终于，太阳下山前，走完了40里山道和公路，到了大哥的工地。
第二天早上，大哥把我和粮食带到公路边，拦了一辆工地到县城拉水泥的货车，让司机捎我到我家河对岸公路上。
下车时又傻了！不知是上游大雨还是水库放水，河水比出发时涨了几倍！
水深齐腰，两个袋子被水流冲击，根本不受控制。我紧紧抓住扁担，只要一松手，两袋救命粮食就不知道要漂哪去了。
河水越来越深，都到胸口了，我和两个米袋子都在水面上漂着。我不会水，那种失重的感觉让人恐惧。扯着两袋子粮食，拼命往河东走，很多时候脚根本踩不到河床，只能像鸭子划水一样往前划。好在河西岸施家湖的杀水摆（坝）把水流杀向河东，只要不沉到水底，肯定能够冲到对岸。
终于，我抓到了河东岸一根伸到水里的柳树枝，我和我的粮食总算被水流冲到了河东岸。回头一看，我大概斜漂了两里路！
暮春四月，杜鹃花开，灿烂如霞。在12岁生日临近时，我正值花季的生命差点葬身东河。
右脚踝骨上的伤口，得不到消毒治疗，一直溃烂到第二年，都能见到骨头，发出一股腐臭味。后来是借钱到杨柳医院打了几针青霉素，才慢慢愈合。
35年过去，每当看到右腿上那个酒盅口大的伤疤，我就能想起那次买粮的每一个细节。那年我才12岁。
饥饿改变我一生我的世界与你不同
饥饿留下的更深刻伤疤，埋藏在我命运中，没人看得见。
饥饿这头怪兽，一直在悄悄消耗我的生命，有些时候，它还会跳出来，逼迫我的人生改道。
高中两年，冬天吃烂地瓜，夏天米饭很少能吃饱，除了烂咸菜，没吃过其他的菜。因为营养不良，高考前一个多月，我病了。发烧头昏，全身无力。三哥、四哥轮流背我二十多里外的考场，高考两天几乎没吃东西，历史课晚进场十多分钟。高考成绩不如预期，再多5分，我会报考武汉大学。
1984年大学毕业，空军司令部到兰大招生，选中了我。体检结束，招生军官告诉我：很遗憾，你不能去空军了，你有肝病。我一点都不知道，穷困在我身子里埋下了这样一颗定时炸弹，在决定命运的时刻爆响了。潘世秀老师安慰我说，那是写论文累的，让我到家里喝牛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牛奶。当时没有症状，我想那牛奶也许能治好我的病。到北京后，刚工作两个月，肝病爆发，同事都躲着我，一个刚刚走入社会的人被疾病隔离，这让本就内向的我更加孤独。
饥饿是我家看不见的统治者。二哥小名叫百粮，1954年出生时家里卖过一百斤粮食，带来了难忘的欢欣。三哥小名余粮，寄讬了1958年饥荒中对粮食的期盼。四哥叫熟儿，六十年代初饥荒和四哥同时到来，全家都渴望庄稼迅速成熟。吃饭是一件不能承受的负担，能对付就对付，二哥尤其能忍饥挨饿。长期营养不良，全家几个人肝病，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身体中潜伏着这夺命杀手。二哥直到肝硬化后才发现有肝病，最后死于肝癌。二哥去世，我家顶梁柱折了，屋顶落到我头上，这也是饥饿给我最沉重的一击。
饥饿像沙威追捕冉阿让一样，这警犬改头换面过，但从没放过我。它改变了我的一生，未老先衰，唇摇齿落，让我今天写作的精力都难以筹措。我苦中作乐，写过两篇治牙记录：《杜昌华：三个女人要了我八颗牙》《杜昌华：美女有约》，让惊讶不已的医生知道病牙和饥饿的关系。
饥饿在灵魂深处留下恐惧，几十年温饱也没能消除它。
饥饿让我一辈子吃饭都没有多少乐趣，吃饭只是为了免除饥饿，有吃的就行，不懂美食和挑食。最爱吃的是烤地瓜，好像小时候没有吃过上万斤烂地瓜似的。有人请饭，我点的饭菜往往最便宜，加工方式最直接，那些花样吃食我理解不了，驾驭不了，不敢点。到食堂和饭馆吃饭，食谱几乎从来不变，很多人嫌跟我一起吃饭没意思。有段时间，单位食堂的小姑娘见我来了，不用点菜，自动就把老三样饭菜端了上来。有人千里迢迢请我吃饭，我说来一碗鸡蛋西红柿面吧。
我在写五集记录片《中国人的饭碗》和四篇《疫情和饭碗》时，饥饿都在把捉着我的手。前几天，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下《疫情和饭碗》这样“黑暗”的东西？我笑了笑没回答。它并不黑暗，只是那些文字背后有一双饥饿的眼睛，很多人无法看到这饥饿的“杜具只眼”。
人和人的交流是一个宇宙和另一个宇宙的相遇，我的宇宙被饥饿深度改造过，已经变型，他人的宇宙难以穿行。我在这饥饿统治的世界里浪游，挣扎，这是我的宿命。生命无分高低贵贱，只要庄严地活过，就可以坦然面对最后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