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年前，当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时，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我便开始零星地搜集这方面的文字，并准备写一篇长文（甚至是一本小书）来加以讨论。而且我的讨论将尽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学术论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学术论著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不必再经过我的重述。可惜因为个人疏懒，这个愿望迟迟未能实现。最近承《数理与人文》出题让我写一篇“余英时印象”，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我只先选择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笔。
我是在1980年，《中国时报》在宜兰栖兰山庄举办的一个闭门讨论会上初识余先生的。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所有参与者，后来几乎全部成为中研院院士或是“内阁部会”首长。我记得当时偶然有机会向余先生请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章太炎的思想》，提到当时大陆正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动作太慢，深怕资料不足。余先生说史料不必勉强求全，但论旨要集中（原话是要有focus）。还记得当时余先生棋兴大发，与胡佛先生等人对弈，在座者都不是他的对手。由于我在一旁观战，余先生还转过头来问我：“你下围棋吗？”后来我才知道余先生业余六段，得过新英格兰地区本因坊冠军，甚至参加过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围棋大赛。据我观察，余先生似乎在学习与上手之间，时间距离特别短，学诗、学戏、学棋、学书都是如此。这当然也让我想起1980年代后期，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余先生一度前往纽约与林海峰对弈的往事。
1985年，我从士官学校退伍，准备申请到中研院工作。当时思想史在台湾学术界如日中天，史语所愿意招揽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极其幸运地以硕士身份进入这个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审查者之一，竟是余先生。
我真正有机会近身接触、观察余先生是在1987年到普林斯顿读书之后。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因为课程太紧张，学期报告太多，每天“夹着尾巴”央求人改英文，居然没有记日记，连仅有的三册上课笔记也沦陷在我的书海中，一时无从翻捡。现在回忆旧事，脑袋一片空白，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胡适说得好，人的记忆倏忽而逝，如果没有一片纸记下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胡适记了几十年的日记，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料）。无论如何，在那五年半间，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学的几个侧面。
首先，余先生是随时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细审度每一个问题，而且异常地专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读书，似乎字字是立体的，读一句有一句之用，读一段有一段之用，它们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连类”的功夫特别强。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写了一篇与钱谦益有关的研究，余先生匆匆一阅，便马上说它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的一个片段相出入。我个人对《柳如是别传》并不陌生，但因为《柳如是别传》的叙述浓厚，每每还有一点枝蔓，所以完全没有把两者想在一起，这是一例。去年我偶然从史语所的“杭立武档案”中见到1949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报告的信。信中报告说黄霖生已经到广州劝陈寅恪一家来台。写信的章丙炎说黄霖生已经见过陈寅恪，但陈寅恪“因在铁幕内受片面宣传影响，对赴台深踌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这封信，余先生马上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与这封信比观。去年我受人之托，传真了一篇《祖国周刊》的文章（凌空：《介绍反共文化运动中的两个学派》），请余先生确认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不意余先生很快地就回了一封传真，推测作者应该是某某人，而这位先生曾经访问哈佛，做过杨联陞先生座上客，后来未再见过等，把握精确，绝不含糊。
余先生的工作习惯是彻夜不寐的，所以我刚到普大时有几次早上十点上课，觉得他脸色灰黄，有点站立不住的感觉。我也曾针对这一点请教余先生，他的答复是：人是身体的主人，身体听我们指挥。意思是这不算什么。而余先生当时烟瘾正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便听说过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烟，驾车到普大附近的WaWa买烟的故事。此外，我记忆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长夜之谈。余先生熬夜长谈的本领真高，在节日前后，他每每邀请学生与访问学者到家里吃饭，并做长夜之谈。这类长谈往往持续到凌晨三四点，当座客皆已东倒西歪之际，余先生仍然从容地吸着烟斗或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