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来自国内微信的消息，9月5日中午，陕西省公安厅治安局民警吴永强在朋友圈发布消息称，2024年7月19日，陕西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谢村发生一起10死1伤的恶性杀人案件，公安部派员到场，但至今压案不报，据说上头有指令不得报导。目前最新的说法，是案情已经划归咸阳市公安局理。相关五名作案人员的通缉令已经正式发布。同样，具体案由还是语焉不详。网传作案团伙抢劫一个高官的家，将该官员全家灭门。对这个说法和案件的真相，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官方支支吾吾的态度，令人感到其中必有文章，网络传言恐怕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这起事件如果为真，其社会效应，当可与当年上海的杨佳事件相比。受到执法人员不公正执法并备严重羞辱的杨佳，执刀进入该执法单位大开杀戒。事后杨被判处死刑，但在民间他却得到舆论的一致同情甚至是残伤。杨佳的事件，是典型的以暴易暴的社会性暴力事件，近年来，类似的事件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情绪，可以说是在不断积累中。
理论上说，这些都是弱者在遭到制度性权力和资本权力侵害时进行报复的行为。表面上属于“报复性暴力”。但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值得探讨。因为在报复性的背后，这些以暴易暴的行为，属于“社会结构性的暴力”。我们可以预计，未来中国社会的这种社会结构性的暴力事件将会越来越多。这里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制度性问题。当人民没有地方可以讲理的时候，自然就会导致暴力；官员滥权欺压百姓，也会导致暴力报复。因此，一个好的制度不建立起来，各级官员的权力不受限制，本身就是社会结构性你暴力产生的温床。可以说，在中国，一些以暴易暴的做法，其实质，是制度的暴力导致的个人对制度的报复。先有国家暴力，才有个人暴力。因此，国家的制度不改变，中国社会就会越来越产生以暴易暴的社会氛围。
第二是社会的集体情绪的问题。早在2007年，《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就公布过一个惊人的数字：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一亿人左右，其中重度精神病人超过1600万人。在中国，精神疾病问题，表面上是健康问题，但本质上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丧失，对个人和社会的未来感到茫然甚至是内心一片绝望，或是竞争激烈导致压力太大，这样的社会就已经具备了“致病情境”。一些恶性暴力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因为内心世界的崩塌而导致的。因此，社会环境的继续恶化，一定会导致社会结构性暴力事件的增加。
第三，暴力具有传播性，这就是当局往往拼命压制消息的原因，但在互联网时代，压制消息越来越困难，当局越是试图掩盖事件真相，越是加强信息封锁，就越是会引起民间舆论的各种猜测和传言，传言的泛滥无法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因此更会加剧暴力的示范效应，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以暴易暴的事件越来越频繁。
目前中国的社会暴力事件，主要还是集中在个人、局部冲突或特定社会问题上，并未发展成系统性、广泛性的暴力行动，还不至于形成对当局的直接威胁。但如果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社会公平感缺失等，社会的不满情绪可能会继续累积。长期来看，社会暴力的积累有可能危及政权本身。前不久，孟加拉抗议运动中出现了针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执行者的以暴易暴的行为，这样的前景会不会在中国出现？且让我们继续密切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