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奖的颁奖词说道:“他们告诉你们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今年的获奖者对各国繁荣程度差异之大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是社会制度的持续性差异。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能够证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可以解释制度差异为何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如何变化”。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繁荣还是贫穷,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支持;也算是现代社会常识。但以往的经济研究只给出了定性的解释,没有实证研究。而三位得奖者创造性地通过对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历史数据之间的定量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两者的因果关系。体现他们重要研究成果之一的论文,由三人共同署名于2001年底发表在经济学顶级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种经验研究”。
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将制度聚焦于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个类别。包容性政治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指权力由多数人共享,不被少数人垄断。但权力的行使则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化。权力的多元化和集中化,缺失任何一项,就是榨取型政治制度(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而包容性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指财产私有,所有要素拥有者平等交易,财产和所得受到法律严格保护。榨取型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则反之。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导致经济繁荣,榨取型政治制度和榨取型经济制度则导致贫穷。虽然榨取型政治制度可能一时兼容包容性经济制度,但两者不可能长期共存,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榨取型政治制度也可能导致一时的经济增长,但缺乏可持续性,如苏联。
为此,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写了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于2012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来更通俗地介绍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这本书深入浅出,没有令人头大的定量分析,可读性强,能为非专业学者所理解。具有更广泛地传播效应。此书也有中译版,于2015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当年就热销和引起热议,在三位经济学家今年获奖后又再度引起广泛讨论,特别是以他们的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
制度决定繁荣无可置疑,相信三位的实证定量研究非常扎实,不然不会把经济学奖颁发给他们。但读过他们这本书后,一是觉得他们提出的新概念并没有显著的优越性;二是不赞同他们对制度产生是偶然的解释。
其实两位教授在此书中定义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近似于宪政民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近似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榨取性政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榨取性经济制度则包括奴隶经济制度、管制经济制度、公有经济制度或计划经济制度等。两位教授更早时期还合著了《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书。从书名可以看出,他们之前还是使用独裁和民主的既有概念来阐述制度与经济繁荣间的关系。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舍弃以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概念,而代之以包容性和榨取性政治经济制度呢?他们在此书中并没有做出解释。但从他们的论述中,似乎他们认为用独裁专制和民主来关联贫穷和繁荣不太准确。尽管有些国家有民主制度的形式,但选举也可能不公正,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可能受到身份限制。比如他们认为墨西哥是榨取型政治制度和榨取型经济制度,但墨西哥有选举制度,应该算是民主制度。按《经济学人》发布的民主指数,2023年墨西哥的民主指数为5.14,属于混合政权。还不属于威权政权。全世界排名第90位,比乌克兰还高出一位。他们这样处理可能更准确些,涵盖性更广些,更直观,但并没有简化问题,反而将问题复杂化了和表面化了。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何为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仍然需要用专制和民主,经济自由化这些概念来解释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在理论解释上并没有太大的优越性。其实用民主成熟度和市场自由度,用民主指数和市场自由指数就可以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与经济繁荣关联起来,而不会出现不一致。比如墨西哥虽然有民主制度,但却仍然贫穷,因为其民主程度低。
关于制度的形成,两位作者认为是由于历史上的小差异和“路径依赖”导致的。“这些差异在开始时都很小,但它们不断累积,制造出一个制度漂移的过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下同)。
“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在一个遗传漂移的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累积而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不过制度漂移和遗传漂移一样没有预设的道路,甚至不见得是累积的;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它可能导致明显的、有时候很重要的差异。制度漂移造成的差异尤其影响重大,因为它们影响社会在关键时期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
“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丰富的分歧模式,取决于关键时期和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时候由长期的制度漂移塑造,有时候由前一个关键时期的分歧反应造成——奠定了未来改变的基础。黑死病和1600年后世界贸易的扩张,都是欧洲权力的重要关键时期,它们与不同的初始制度交互作用,创造出极悬殊的分歧。因为1346年在西欧的农民拥有的权力和自主权比东欧农民多,结果是黑死病在西欧造成封建制度瓦解而在东欧导致第二次农奴制。由于东欧和西欧在14世纪已开始分歧,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经济机会因此对不同部分的欧洲也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1600年英格兰的王室权力比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弱,大西洋贸易便为英格兰打开了创造更多元化新制度的道路,反之却强化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权力。”
两位作者反对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无知假说,反对它们与经济繁荣具有高相关性。他们批判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韦伯“宣称宗教改革和它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认为文化只是“有时候也支持制度性差异,即本书对世界不平等的解释。但大部分时候没有帮助”。文化“对了解我们如何演变至今,和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长期延续,并不重要”。
“文化假说对了解世界不平等有帮助吗?有,但也没有。说有是从社会规范来说,而社会规范与文化有关,很重要而且难以改变,同时它们有时候也支持制度性差异,即本书对世界不平等的解释。但大部分时候没有帮助,因为那些经常被强调的文化面向——宗教、民族的伦理、非洲的或拉丁的价值——对了解我们如何演变至今,和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长期延续,并不重要。其他面向如人们彼此信任的程度、或能不能互相合作虽然重要,但它们大多是制度的结果,而非独立的原因。”
而我认为文化,更准确地说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对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不仅仅是“支持制度性差异”。文化对不同国家的制度演变,非常重要。制度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化,是内在因素。而黑死病,地理大发现等只是制度演变的条件。当然文化并不直接对经济繁荣起作用,而是通过制度起作用。文化决定制度,制度决定繁荣。
两位作者用了两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是制度而不是文化决定经济繁荣或贫困。一个是美墨边境的诺加雷斯市,一道围墙把该市分成两半。一半位于美国境内,一半位于墨西哥境内。一个是南北朝鲜。北纬38度线将朝鲜半岛分为朝鲜和韩国。都是同一民族,具有同一的文化,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制度: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韩国采用的是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墨西哥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朝鲜采用的榨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以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韩国实现了经济繁荣,而墨西哥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朝鲜则长期处于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