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同璧母女偕友人同游颐和园（左起：张之洞孙女张厚图、吴静姝、张沧江、康同璧、张汝良、罗仪凤。右一为张沧江夫人瞿惠英。摄影者为张厚图夫君林其煌。）
五十年了。整整的五十年，半个世纪！
1956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辅仁大学时代的一位学长陈富权先生（印尼华侨，客家人，1937年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把我引进了康同璧老人的家里。
东四十一条东口外的一条胡同叫“何家口”，何家口东口路北二号是一个大院，树木葱茏，紧靠城根。院中繁花似锦，粉黛杂陈，是如此美好的一座幽静院落。
这是一座大四合院。北屋正房是两间进深的勾连搭式建筑，三正两耳。室内空间甚大，可容纳几十人的宴会。原是装修了以供出租给使馆官员用的。
外院原来的南屋，将向北的门窗全部封砌，在南面的后墙上开出一连串的大窗。每间房都是窗明几亮，面向花园。这是康老母女居住的一套住房。
正门过道东墙一门通耳房，住着两位年纪较大的女眷，大家通常都叫她们二姐和林女士。
康老的丈夫罗昌先生于当年的2月6日故世，家中仍存有沉重的居丧气氛。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小姐接见我们时，两人都是全身重孝，哀毁逾恒。因为是初见面，只能稍事寒暄。我也仅能劝她们节哀顺便，以安保健康为重。
康老询及我的家世，我乃扼要简述：“我是江苏省海州人。海州在江苏省东北角，是一个古老而非常小的县份，是陇海铁路的起点，在海边。我是1939年来北京进辅仁大学生物系就读的，1943年毕业。阿富（陈富权）是我的学长，我们认识许多年了。他与我谈到您府上有许多南海先生的遗稿，需要人协助整理。我对南海先生非常景仰，很有兴趣。我能抽得出时间，我愿意来做这项整理工作。我现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搞遗传研究工作，同时也在图书馆帮忙。我能在周末到您府上来工作一至两天。”
“你年纪很轻，大学读的又是理科，怎么会对先父南海先生的学术有兴趣的呢？”康老听我说完，有些诧异，便开门见山地问我。
“先父是南海先生的私淑弟子。当初，三十多年以前，先父在松江和宜兴的税务局做文书工作，经常到上海去办事。他有一个朋友是天游学院的弟子，每次他去上海，他的朋友都引他到天游学院去旁听南海先生讲学，有不理解的地方，也常直接向南海先生请益。那时我的年纪尚小，待稍长后，先父教我们读左传国语国策等书籍时，也常常讲及微言大义、新学伪经以及大同学说等。”
“那么，你也本来就可以算是我们康门的再传子弟了。张先生……”
“请不要叫我张先生，叫我沧江好了。”
“你有英文名字没有？”
“我叫Donald。”
“那我就叫你‘阿Donald’吧！”从此，我在康宅的名字就叫“阿Donald”。这一名字被康老叫了十四年，叫到1969年她老人家去世时为止。
“阿Donald，刚才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似乎以前与你见过。你知道我的母亲娘家姓张，我每次见到张家有为的青年，我就由衷地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我母亲娘家的后人，亲人。现在在我身边的已有两个姓张的青年人，我都视他们为子侄。一位叫张次溪，他是先父弟子张伯桢的儿子，张伯桢字篁溪，所以他的儿子叫次溪，他是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另一位叫张汝良，他是我们家一个好友的儿子，留学美国，在外贸学院当教授。现在加上你，在我身边就有三个子侄了。我的儿子在美国不在我身边，有你们在一样，这也是‘缘’。”由于初次见面，大家还不熟，只是谈了些家庭琐事和读书工作情况。仪凤与我谈了些三四十年代的燕京与辅仁。不到天黑，我门就告辞了，约好下周日上午再来。
整理南海先生的未刊遗稿，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我虽然读过一些南海先生的著作，但不系统、不全面。于是我就从头做起，把他已刊的书整理出一整套来，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读起，同时着手先编一本《南海先生著作编年》（尚未脱稿出版），理出一个头绪来。当时原本是顾颉刚教授在协助康老整理，由于他在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和讲学任务很重很忙，他就一点点地移交给我，也教导了我许多读经读史和整理遗稿的方法。
罗昌先生故世还只是几个月前的事。康老因骤失亲人大病了一场，尚未复原，很是虚弱。仪凤小姐也是非常消瘦，精力疲痹。康老告诉我：“罗昌先生身体很健壮，他的老太太高寿九十多岁时仍能健步如飞。一生生过十六个孩子，所以说他们家庭是有长寿传统的。想不到他竟会在过七旬不久的年岁，遽而仙逝，舍我而去。我夫妻四十余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我每以为能‘同心自古应同寿，共享百岁乐期颐’……”说到这里，康老长叹道：“这也要怪我文史馆、政协的会议多了一点，比较忙，没有能注意到许多小节，以致铸成此大恨。他一生奔波全世界和全国各地，多危险多困难他都不怕，可是这几年我被政府安排了工作，而他却没有被邀请，他退休了没有工作，自憾不能赚钱养家，很不是滋味。于是每天喝酒，以酒浇愁。终于……”
一天，罗先生一个人出外饮酒，及至晚间康老开会并参加晚会回来，见罗先生醉卧门前，急招呼家人将他救助回屋，俟其酒醒，大家劝他今后不要个人出外饮酒，却终未能杜绝。
自从1951年康老膺中央文史馆之聘为馆员，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底接到全国政协来函，称已经常委会批准，敦请康老为全国政协委员，几年间，罗昌始终是郁郁不乐。
1956年农历新年时接到香港讣闻，称康老的姐夫麦仲华先生在港仙逝。全家闻讯，悲痛异常。罗昌先生更增一番无言的惆怅。正月初八晚，罗昌先生忽感气短，全身冰冷，面色苍白，当即请医出诊，确定为心脏病、动脉硬化。遂送道济医院（现第六医院）急诊，由于当时没有病床，乃回家调养休息。经四五天卧床休息，逐渐好转，饮食一如往常。
2月6日晚8时许，准备入睡时，罗昌先生突然气喘不停，渐失知觉。待住在西屋的蒯淑萍教授帮忙请来郑河先大夫和陆观仁大夫（心血管病专家），罗先生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时为夜间11点整。次日清晨，即向有关单位及亲友们发出讣闻。下午按照圣公会仪式入殓。2月13日公祭后，葬于白云观旁的圣公会公墓。
每年太平花盛开时，康老都会邀请二三十位好友，在周末下午四至七时来家茶会，诗酒言欢，共庆太平盛世。应邀嘉宾多数为老人，如叶恭绰、载涛、顾颉刚、王季范、孙诵昭、鲜英、蒋恩钿等人。这些人中，有贵族、军阀、官僚、学者、画家、诗人、教授等，都与康老有关，都是爱花人。茶会中有茶，有酒，有点心，有水果。座位设在客厅内，花园中，树下，花旁。随意结合，纵情畅谈。谈天说地，讲文论诗，吟诗填词。直至兴尽而散。
毛主席曾在初次会见康老时说：“康先生，我在青年时代就喜欢读你的诗，‘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康先生，你好大的口气啊，你好大的气魄啊。”毛主席竖起了大拇指，“真真是好伟大的胸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