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再教育”本意之外的收获
知青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对知青，或者说是对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就像一颗炸弹，把我们盲目信仰、盲目崇拜的狂热脑袋炸懵了，也炸醒了。这部分人对历史的反思，应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实际上，在官方公布“9.13”事件之前，我和水文九队的几个知青朋友已经偷偷通过“敌台”听到了相关的报道。九队的朋友三个人一户，住在山顶，六队的我一个人一户，住在山腰的长院子里，有事的时候，他们往晒坝边一站，喊上一嗓子就成。九队知青的住房是由晒坝上临时存放粮食的库房改造的，周围没有其他住户，我们几个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围着鸭子（绰号）那台当时还很稀罕的半导体收音机，听台湾、香港的节目，有时还可以收到日本NHK的华语节目。
知青下乡后都有很强烈的反叛心理，越是官方反对的，越是要去做。比如唱“黄色歌曲”在知青刚下乡不久就风靡一时。那时官方认定的黄色歌曲，主要有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些革命歌曲，如像“喀秋莎”“小路”“共青团员之歌”等；还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电影插曲、民歌，如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欲放的花”“美丽的姑娘”“拉兹之歌”“丽达之歌”等等。我妹妹她们下乡当年夏收之后某一天，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学唱这些歌，竟然整晚没睡觉。我们收听港、台和外国电台节目，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态。
“9.13”发生后，“敌台”快速跟进报道，想必我们比当时县革委会的领导知道得还要早。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会不会是境外敌人的恶意攻击”——这是内心最大的疑惑，反复收听各个不同电台相同的报道多次以后，才相信了事件的真实性。相信是相信了，心理上却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个八级大地震一样的事件。长期接受个人崇拜教育的结果，是内心依然对四个伟大存在着宗教一般的敬畏，就像陈丹青所说的：“脑袋里都装满了如下内容——李鸿章丧权辱国，义和团保家卫国，蒋介石只会摘桃子，地主个个是周扒皮……”，有了这样一脑袋的懵懂，当时就很难想通这个问题：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怎么会背叛他，为什么会背叛他？
不过，那时的我们已经有了先被利用后被抛弃的朦胧感觉，生活的困苦于我们也成了最真实的存在，文革小闯将们远不像文革前期那样疯狂了，我们很快就不再关心事件本身，而是把遥远的政治事件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开始猜测这件事对我们会不会是好事？我们被下放到农村，是不是和林彪加强战备、疏散城市人口有关呢？现在他死了，不搞战备了，我们是否有希望回到城市去呢？当然，所有的猜测和议论，都只限于熟悉的小圈子，绝对不敢让“外人”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属于“现行反革命”罪，是要坐牢的。
大约在9月底或10月初，估计是自上而下布置的统一行动，那天，公社所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包括大队书记、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生产队队长、会计、出纳、贫协组长和民兵排长，都被召集到公社，传达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干部们开会回来后，神秘兮兮的，他们一个个满满地憋着一肚子秘密，却又不敢乱说乱动的样子，有点滑稽。据说上边有规定，必须要达到某个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传达这份文件。
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后的第三天，我们大队但凡勉强听得懂读报纸的男女老幼被一个不漏地召集到一起，由县里来的一个干部宣读了关于“9.13”事件的中央文件。文件传达后，各个生产队还多次组织学习讨论“文件精神”，批判林彪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过了两年多（我已离开农村，我妹妹还留在那里），又把林彪与几千年前的孔子联系在一起，把林彪要“复辟”和孔子要“复礼”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大批判，称作“批林批孔”运动。
在频频召开的批判会上，农民们完全没有生产队开分配大会时那种兴奋、热烈和欢乐，除了几个干部把从公社听来的话学着说一遍，也就没有觉悟高的其他什么人发表意见了。情形跟当时开其它所有政治宣传的会议一样，气氛沉闷，老农民“吧哒吧哒”地抽自制的叶子烟，“叭叽叭叽”地把口水吐得满地都是；妇女们则“嘶啦嘶啦”地纳鞋底，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家长里短。没有文化、长期闭锁、生活贫困的山区农民对林彪不感兴趣，对死了几千年又跟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孔子更不感兴趣。
应该说，不是他们自私冷漠麻木不仁，而是他们太清楚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一如他们经常的自嘲自讽：莫非还把农籍开除了，遣送老子到城市？至少，在我们落户的贫困山区，农民们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地、纳粮、吃饭、生娃。外面世界的各种变化并没有带给他们能吃饱饭的好日子，所以，上边庄严郑重自上而下一层层传达的中央文件，到了他们这里，不过是田间地头歇气时扯闲龙门阵的新鲜话题。他们遵循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犯法的事不干，闹人（四川话‘闹人’即让人中毒）的药不吃”。
我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相当大且属于“接受再教育”本来意义之外的收获，就是懂得了社会的真实状况，和之前在学校接受正统教育形成的概念之间，有云泥之别。亲眼目睹的农民生存生活状态，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我们头脑中那些粉饰太平的梦；农民们简单质朴的龙门阵，更是让我们从不同的方位透视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一点，好多知青都有深刻体会。
我妹妹讲过几件事。
1、有一次出工，妇女们在红苕垄里拔杂草，她旁边那条垄拔草的是一位大妈。大妈的身份有点特殊性，虽然她家庭成分是中农，仅属于团结对象，但她的公公在红四方面军建立川北根据地时，曾经是一位苏维埃（那时候的行政区划不太清楚，应该是乡镇以下的）主席，她丈夫作为上门女婿、外姓人，却在生产队坐到了出纳这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也算个说得起话的队干部。那天，妹妹问大妈，婶儿，你说过去的生活和现在比，哪个好呢？大妈脱口而出，那当然是以前好啰！以前吃干饭、面条子的时候多呢。说完了，大妈觉得有些不对劲，赶紧补充，现在也好，也好。
2、对地主富农，农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妹妹所在生产队有两户富农，全队的男女老少包括大队、生产队干部，都按辈分称呼富农分子：哥（姐），爸（婶）（当地人把辈分高的男性叫爸，自己的父亲叫爹）。刚下乡的时候，脑子里灌满了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妹妹，对这一现象特别不解：跟阶级敌人之间还一团和气，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怎么不讲“亲不亲阶级分”呢？这么没有阶级觉悟啊？后来她和生产队一个要好的女孩摆龙门阵，女孩说，我们这里的地主富农，全是“啬家子”“啬”出来的，听爹（大队干部）说，以前他们吃得比别人差穿得比别人破，省来省去省到土改就成了地主富农，太不划算了。
3、我妹妹还询问过生产队的老农民，你们这里斗不斗地主富农？老农告知：斗啊，咋不斗？土改的时候开斗争诉苦大会，工作队叫那些人（长、短工）上台子控诉，他们说，那些狗日的地主，给我们吃大“啶子肉”，肥得油顺着嘴角流，他们自己捡瘦的吃；给我们吃的“米汤”（稀饭）干得可以加围席（屯粮食用的一种篾席）。安了心的，把我们胀的胀不得哟！老农民说完了，磕磕烟杆，一脸正经，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
这些寻常而平淡无奇的龙门阵，在我妹妹心里都是晴天霹雳。只是那时不敢多说甚至不敢多想，当然，也并不具备可以深入“想一想”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
我在农村生活几年，仔细观察农民的人品、对待劳动和生活的态度，以及由之产生的结果，发现在生产队里，往往是上中农、中农干农活最拿手，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天气收成等方面，都是全队的领军人物。他们做事认真，庄稼料理得极好，同样是靠挣工分吃饭，他们的家庭总是比别人安排得好：自留地里种的菜长得比别人家旺盛；春荒时节从不会断粮揭不开锅；就连他们养的牛，都比别人家的壮实、皮毛更加油光水滑。
他们农业生产知识丰富，克勤克俭吃苦耐劳，只要政治环境允许，头一拨发家致富的应该是他们。而有的成分特别好的，却是游手好闲的懒汉，家里破破烂烂常常断粮吃不起饭。下乡不久看到这些现象我特别困惑，跟农民们比较熟悉后就有人告诉我，那些人的祖辈、父辈都不是踏踏实实的庄稼人，好吃懒做的习性还代代相传承袭下来，所以穷成那个样。
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个志愿军复员军人，当时担任生产队的贫协组长。这个曾经参加过志愿军的贫农，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知青大开眼界。
听说他是志愿军复员的军人，我们兴致勃勃地去到他家，一是想看看心目中的英雄，二是想听英雄亲口讲讲打美国鬼子的故事。
志愿军的家徒四壁的贫穷让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眼前的志愿军，也不是想象中那般气宇轩昂；他给我们讲述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亲历，更是让我们惊诧不已。他说，嘿呀，那些美国鬼子简直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我们分割包围了。当时上级下达的命令是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其实就是让大家各自想办法逃出包围圈。我们男的还好说，最可怜的是那些女兵，她们平日里挺神气的，拿个快板“呱嗒呱嗒”地鼓舞士气，会唱会跳却不会放枪，没有技战术也没有体力，根本没啥自救的本事。那些女兵痛哭流涕跪在地上，恳求男兵们带她们出去……
这个细节，让我们——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英雄儿女”这些故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跌破了眼镜，那些女兵不都是王芳吗！那些男兵不都是王成吗！
我们眼前的贫协组长，和呈现在他用来回忆的青春故事里的那个年轻士兵，差别如霄壤。我们看到的他和其他农民在龙门阵中摆出来的他，好吃懒做，有事无事跑去乡场上逛荡，欠了一屁股债，哪有一丝胸怀理想甘洒热血保家卫国英雄战士的影子？家里唯一能证明他曾经是一名志愿军战士的物证，是一件军大衣，但已烂成了渔网，铺在满是浮尘的地上给他的孩子当铺盖。他的贫困和懒惰在公社都出了名，政府年年救济也少不了他，干部们拿他非常头疼。若不是他有些显摆地拿出当年在朝鲜的照片给我们看，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会是魏巍笔下那种“最可爱的人”。
可惜的是，他的故事我们当时听听也就算了，现在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印象最深的那一小节。当时不具备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的意识和能力，失掉了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且已无法弥补。
广阔天地里，一个个人，一句句话，一桩桩事，于我们都是平地惊雷。很多问题很多疑惑的答案，那么鲜活那么生动那么具体地摆在我们面前，和我们长期被告知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南辕北辙。我们开始怀疑，开始思考，开始把自己变成一个主体而不再是盲目崇拜任人支配的客体。我们这些文革中基本没有自己的头脑莽撞而冲动的中学生，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慢慢地也真正地成长起来了。
二、老红军的故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巴山区的通江、南江、巴中、旺苍、苍溪、阆中等川北数县，曾经是张国焘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的根据地。我们下乡前听说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心里还有点小激动，革命根据地对于当时的我们这代人，和领袖一样让我们崇敬膜拜。待我们安下家落定户以后，才发现我们身处其中的根据地，和经由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印刻在脑子里的“根据地”根本没法重合，这里的农民不但生活贫困，精神面貌也十分落后，完全没有我们以为的那种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
现在，苍溪县已经在当年红四方面军为策应红一方面军，离开大巴山区西渡嘉陵江的原址上建了纪念馆、纪念碑。但我们下乡那个年代，应该是由于张国焘的原因，红军、革命根据地、当年硝烟弥漫的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只有县城附近的红军院，星星点点散落在大山里的老红军战士，以及很多山岩上的“蛮洞”。听农民说，那些“蛮洞”是当年红军留下的游击队栖身处。
通过和老农民们摆龙门阵，我得知张国焘这个人物在川北革命根据地还是蛮有威信的，农民们谈起当年的“苏维埃”，口口声声“张主席，张主席”，言辞中充满了敬意，没有人因为他是另立中央的叛徒而批判他，这一点让当时的我非常惊讶。他们对红四方面军以后的遭遇以及张国焘后来的下落，和我们一样处于零认知状态，只有川北革命根据地那一段历史，跟他们血脉相连地一起生存绵延下来了。
苍溪县的“老红军”都是当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队伍的农民。他们跟随长征队伍几次爬雪山、过草地，红军西路军很多都是川北根据地出来的战士，其经历、遭遇的惨烈悲壮，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披露出来。
这些农民战士历经南征北战侥幸活下来，因为没有文化，更可能因为是张国焘的部下这个政治背景，取得政权后只有极少数升了官，留在大城市里享受胜利成果。更多的人回到了农村，回到了他们成为红军战士之前的那种生活之中。
不过，他们毕竟吃过树皮草根、闯过枪林弹雨，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为新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能把他们完全扔下不管。苍溪县按照国家规定在县城近旁划出一块地皮，建起一栋栋的小楼，部分老红军带着自己的家人，在这里得到一套高标准的住房——比照当时极其低下的生活水平。这个地方被称着“红军院”。
“红军院”里住的老红军，听说也有当年从我们落户的浙水公社辖区范围出去的人，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比当时的公社书记社长还高，每到年节，公社干部们都要去慰问原籍属于自己公社的老红军。老红军的子女可以在安排工作等方面得到适当的照顾，因此，他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幸运者。
在上述享受地方优惠待遇的老红军之外，还有一部分“散落”在乡间的老红军。“散落”的老红军之所以被“散落”，有的是在张国焘率部离开时，因故土难离留了下来，原本说的留下打游击，实际上是回家了；有的是在征途中觉得太艰苦或受到排斥，不愿意继续留在队伍中开小差回了家。这部分人，老红军的身份有些似是而非，被“散落”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还有一部分老红军“货真价实”，他们枪林弹雨一辈子，从参加长征一直打到解放战争，却因为没有文化过于糊涂，看不清形势辨不准方向，革命十数年没有与时俱进，思想定格在川北根据地，紧跟“张主席”不忘初心。
这两部分“老红军”享受不到“入住红军院”的待遇，他们每月可以领取25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大约还有一点定量供应的猪肉、食油等物品。他们拿着比城市刚出徒的青年工人工资还少的生活补助，过着和普通山区农民差别不大的贫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