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萤幕上显示着（左起）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他们因对创新驱动增长和“创造性破坏”理论的贡献而获奖
10月13日傍晚，在中东和平有望氛围中，传出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讯息，由荷兰裔美国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加拿大裔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学者共同获奖。莫基尔独得1,100万瑞典克朗（120万美元）的一半，另一半由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获得。
创新经济成长学家获奖
三位学者因研究“创新”（innovation）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力量如何驱动经济成长，并提升全球生活水平而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在过去两个世纪，世界史上首次出现了持续的经济成长，使得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并为我们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三位学者在解释创新驱动的经济成长上的卓越贡献，透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技术与创新如何成为持续经济成长的核心动力。
科技日新月异，影响着每一个人，新产品和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往复循环。这是经济持续成长的基础，从而提升了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准、健康和生活品质。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恰恰相反，停滞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常态。尽管时不时会有重大发现，有时能改善生活条件，提高收入，但成长最终总会趋于平稳。
莫基尔运用历史资料，揭示了持续成长成为新常态的原因，他指出，创新若要在一个自我生成的过程中接连不断，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某种东西行之有效，还需要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科学解释。在工业革命之前，科学解释往往缺乏，使得新发现和新发明的开发变得困难。他并强调“社会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并允许变革的重要性”。
阿吉翁和豪伊特也研究持续成长背后的机制，他俩在1992年联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来解释“创造性破坏”，建构“熊彼得典范”（Schumpeterian Growth Paradigm）说明持续成长背后的机制，亦即“当一种新的、更好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就会遭受损失。创新代表着新事物，因而具有创造性，但也具有破坏性，因为技术过时的公司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不过，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益的”。研究指出，研发投入（R&D）与经济成长受多种因素影响，市场环境与时期不同，研发需求也会有所变化。
三位得奖者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创造性破坏”如何引起冲突，而这些冲突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加以处理。否则，创新将受到现有企业和利益团体的杯葛，从而面临被置于不利地位的风险。他们的研究显示，经济成长并非理所当然，唯有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才能避免再度陷入停滞。
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奖评审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总结指出，“三位得奖者的研究表明，经济成长绝非当然，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的机制，才能避免经济重回停滞。这些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不仅揭示创新推动经济成长的过程，也为理解全球繁荣提供理论基础。”
在AI成为全球焦点的此时，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研究技术变革的学者，被认为时机恰到好处。不过，关于经济发展、经济成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自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五十余年间，已有多位学者因探讨这些课题而获奖。即使在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领域，研究内生技术成长的学者也曾荣获此殊荣。毕竟，诺贝尔奖旨在表彰于重大“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与“改进”（improvement）方面具有卓越贡献的人士。那么，本届得奖者是否实至名归？我们先来认识三位得奖者，再作评断。
荷兰裔美国经济学家莫基尔
乔尔・莫基尔在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Leiden）的一个犹太家庭，家人为躲避纳粹大屠杀而逃至当地。父亲是一位公务员，在莫基尔一岁时因癌症去世，之后他被带到以色列海法（Haifa），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
1968年，莫基尔获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硕士学位；1974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低地国家的工业成长与停滞，1800–1850》（Industrial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1800–1850），指导教授为威廉・N・帕克（William N. Parker）、劳埃德・G・雷诺兹（Lloyd G. Reynolds）与费景汉（John C. H. Fei，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莫基尔就在耶鲁大学经济系担任讲师（1972-1973年）。197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即至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担任助理教授，迄今一直待在那里，并曾指导或共同指导五十多篇博士论文，他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艾坦伯格拉斯（Eitan Berglas）经济学院任职。1993年起，莫基尔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西方世界的普林斯顿经济史》（Princet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系列丛书总主编；1994年至1998年担任《经济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共同编辑。2002至2003年担任经济史学会会长。
莫基尔的专长在经济史，主要兴趣是从事欧洲经济史研究，专攻1750至1914年间的经济变迁。他目前的研究旨在理解欧洲社会技术进步与“有用知识”成长的经济与知识根源，以及分析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对经济福利的影响。
迄今，莫基尔的研究主要呈现在三方面：一是工业革命。莫基尔认为工业革命是文化与制度的共同结果。他认为，现代性的根源在于“对进步有用性的信念出现”，以及“当知识分子开始将知识视为累积性的东西，转折点就出现了”。莫基尔进一步表示，政治碎片化（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此现象）使异端思想得以蓬勃发展，一旦国家试图压制人民的思想与行动，企业家、创新者、理论家与异端分子会轻易迁往邻国。这正是欧洲与中国和印度等技术先进的大型单一制帝国的区别所在。1700年的古代中国有印刷机和活字印刷术，古印度科技发展水平与欧洲相若，但工业革命只在欧洲出现，未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这是因为欧洲的政治碎片化与“思想的一体化市场”并存；欧洲知识分子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并在古典传统与‘欧洲文人共和国’的学术体系中，建立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是成长的文化。莫基尔在2016年出版的《成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一书中，阐述了他对工业革命的诠释。此书获得诸多正面评价，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称赞莫基尔是一位“值得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她说这本书是“一部精彩的著作，篇幅虽长但引人入胜。读完之后，你会深刻地了解到我们是如何走到现代世界的”。
三是“对新科技的抵制”。莫基尔总结出各个社会抵制新科技的三大原因是：（1）既得利益者担心他们的权力和经济结构受损；（2）担心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冲突；（3）新科技往往带来“无法预料和不可知的后果”。这三大原因往往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力量，利用说服力和政治力量来阻碍创新。因此，技术进步并非遵循直线、理想化的路径展开，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过程。
莫基尔于1996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11年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员。他也在2001年当选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并于2006年获得该院颁发的两年一度“海尼根历史奖”（Heineken Prize for History），又在2015年获得“巴尔赞国际经济史奖”（Balzan Prize for Economic History）。2025年以79岁之龄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基尔的夫人玛格丽特（Margalit）是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育有两个女儿。
法国经济学家阿吉翁
菲利普．阿吉翁于1956年在法国巴黎出生，父亲是法国时装设计师，也是法国时装品牌Chloé的创始者，据说创造了“成衣”（prêt-à-porter）这个词。阿吉翁的父母均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家庭，后来搬到巴黎的拉丁区，之后居于塞纳河畔的诺伊（Neuilly-sur-Seine）。
阿吉翁就读卡尚高等师范学院（现为巴-萨克雷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获得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Paris Panthéon-Sorbonne University）数理经济学博士，并在1987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7年，阿吉翁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89年阿吉翁回法国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研究员，1990年他被任命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副首席经济学家。1996年阿吉翁先赴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 Oxford），之后转至伦敦大学任教。2002年他返回哈佛大学，担任罗伯特．C．瓦格纳经济学教授，一直至2015年。此后又回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任教。目前是法兰西学院及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LSE客座教授。
阿吉翁的研究领域包括四大主题：创新、经济成长、组织，以及契约理论。他信奉“新熊彼得主义”（Neo-Schumpeterian）。他与豪伊特（Peter Howitt）共同创立“熊彼得成长模式”，该模式被应用于分析成长、政策的设计和国家在成长过程中的角色。他的研究成果大多呈现在他俩合著的《内生成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和《成长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rowth，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9），以及他与雷切尔．葛里菲斯（Rachel Griffith）合著的《竞争与成长》（Competition and Growth，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三本书中。
阿吉翁是计量经济学会与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1年他获得尤尔约．杨松奖（Yrjö Jahnsson Prize）；2009年获约翰．冯．诺伊曼奖；2017年担任欧洲经济学会会长；2018年起，他一直担任《经济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编辑；2019年他与豪伊特共同获得西班牙对外银行基金会经济学“知识前沿奖”（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202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也关心公共事务。2016年他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卫生就业和经济成长高级别委员会”的专家顾问；2021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永续和包容性复苏与成长”高级别咨询小组（HLAG）成员。
2010年，阿吉翁带领一个由十多位国际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份《阿吉翁报告》（Aghion Report）给法国高等教育部长，建议在大学中建立“平衡治理”机制，借镜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例子，指出不应仅有单一治理模式，提议在大学设立两个管理机构：其一为董事会，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由董事会任命一位拥有广泛权力的校长；其二为“学术委员会”，为真正的科学与教学提案论坛。
加拿大经济学家豪伊特
彼得．豪伊特在1946年5月31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Guelph, Ontario）。1968年取得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翌年获得西安大略大学（Western Ontario University）硕士，1973年在罗伯特．W．克劳尔（Robert W. Clower）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货币动态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Monetary Dynamics），获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博士学位。
1972年起豪伊特回到加拿大，在西安大略大学任教，1977年升为副教授，1980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1年成为西安大略大学的全职教授。1995年豪伊特离开西安大略大学，到土鲁斯第一大学当客座教授，1996年成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教授，2000年起至布朗大学任职至今。
自2013年起，豪伊特担任布朗大学荣誉教授。除了大学附属机构外，他还与加拿大多伦多的无党派智库C.D.豪伊研究所（C.D. Howe Institute）保持长期联系。自1986年开始，透过该研究所发布经济政策报告，并于2011年至2015年担任该研究所的驻地研究员。
1992年豪伊特加入加拿大皇家学会；1994年加入计量经济学会。2019年，豪伊特与阿吉翁共同获得西班牙对外银行基金会（BBVA Foundation）颁发的“知识前沿奖”；2025年于79岁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豪伊特的研究领域包括新动态理论、货币经济学与总体经济学，他是现代“熊彼得式”经济成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一直积极探索总体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新基础，并发表了大量关于加拿大货币政策的文章。豪伊特对新经济成长理论，特别是关于熊彼得典范、创造性破坏及其定量分析的研究而闻名；其主要贡献是创造性破坏模型与内生成长理论。
豪伊特最知名的论文，是他与阿吉翁合著、于1992年刊登在《计量经济期刊》（Econometrica）的〈透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成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该文于1987年投稿，历经五年修改才正式出版。文中建构了一个以“创造性破坏”为核心的成长模型，阐述创造性破坏的运作方式：当新的、更优质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便会遭遇失败。这种创新虽具备“创造性”，因为出现了某种新颖且有价值的新东西；但也具有“破坏性”，因为那些技术过时的公司，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最终被取代。豪伊特与阿吉翁的成长理论框架能与现实世界中企业和产品动态的数据相连结，也为理解创新的社会与私人报酬、创新分配的影响，以及创新可能面临的政治障碍，提供了新的视角。
经济发展和成长理论演进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奖者，系因研究创新以及“创造性破坏”和内生技术进步有特殊成就而获奖，是继2018年保罗・罗默（Paul Romer）得奖七年后，再度颁给“经济成长理论”学者，映照出“经济成长”又受到重视。其实，自“经济学”出现以来，经济发展和经济成长一直是主角。
我们知道，“经济学”在1776年正式出现，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被称为“经济学鼻祖”，就是因为他在当年出版了《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 The Wealth of Nations，较熟悉的中文译名是“国富论”，但严复的最先译名“原富”较合适），而该书就在探索各国财富如何成长。史密斯发现“分工”、“市场机能”（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是重要因素。他说：“劳动分工的发展是所有国家富裕起来的原因，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则是协调与促进分工的有效手段。”分工并非人为“刻意”设计的，而是一种“意想之外的”社会（或互动）行为秩序，是人类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促成这样的秩序，其中的核心是“交易行为”的发生。交易的顺利需靠交易者遵循交易秩序或规则，由于特质的差异，不同的市场各有其规则，但行为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无论是什么市场、什么规则，行为人都必须具备一种“最起码”的伦理────这就是“信用”。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初期（1760至1830之间被称为工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良，一系列技术革命使劳动生产力倍增，工业蓬勃发展，于是全球生产、财富、所得暴增，人类虽跳出贫穷陷阱，却出现“贫富不均”，而资本家被认为剥削劳工，低薪且工作环境恶劣，童工充斥，被当时文豪们渲染为“悲惨世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吹起斗争资本家的号角，并进一步引发穷人翻身的流血“革命”，他创造了“资本主义”这个词并予以谴责，且创造“共产主义、共产党”以“假、恶、斗”暴力革命方式，来毒害人类。不过，马克思却是个了解“技术重要性”者。机器不仅是辅助生产的工具，更定义了资本主义。企业家若想存活并提高利润，就必须持续投资新的生产方式与新产品。由他的书取名为“资本论”，便可顾名思义其对“资本”的重视。马克思对技术的先驱性见解，甚至成就了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名声。直至今日，事实依然证明熊彼得提供了一种“最具影响力”的资本主义诠释。不过，熊彼得只是为马克思的理论添枝加叶，加上好记的比喻，舍弃剩余价值说，并带领一位新的主角上场────企业家。
马克思只扼要的表示，资本家努力地改善产品和生产方式，熊彼得则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明确指出创新的五大要素：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原料供应创新与组织创新。熊彼得推崇企业家是富有创造力的“菁英”、是发明家、富有创意的人物、精力充沛的领导者、充满斗志、勇于开创、不墨守成规，能够掀起“创造性破坏”的风暴，不断翻搅资本主义，并推动其向前。熊彼得也正确认识到“信贷”的角色，并探究出唯有货币能“无中生有”，才能出现经济成长。但他耗费数年却未能写一套全面性的信贷理论著作。熊彼得在1942年出版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种子会带来高度的经济富裕，也会产生一个官僚和行政人员充斥的年代，以取代使这些美梦成真的改革者和企业家，资本主义也会崩坏、成长会停止。而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似乎印证熊彼得的预言。
1936年，凯因斯（J. M. Keynes,1883～1946）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创造有效需求”的观念，作为解救经济停滞的药方，从此政府能以总体经济政策对整体经济体系作“精密调节”的干预，就普遍被接受，也开启“总体经济学”的大门。而“国民所得和会计帐”在1940年代被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Simon Kuznets,1901～1985），以及有“国民所得会计之父”称呼、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李察・史东（Richard Stone,1913～1991）发展成形，加上“投入产出（I－O）表”被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梁铁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编制出来，以及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主要领衔学者也都获得诺贝尔奖）的出现，不但让经济学成为显学，也成就了“实证经济学”，而“经济科学”也确定，经济学的发展达到巅峰，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11～1991）就曾发豪语：“从此经济学家与政府之密切合作，将使经济体系维持繁荣，不景气将永不再来。”不过，1970年代却出现“停滞膨胀”（stagflation），即经济成长停滞、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同在之凄惨场面。
现代经济成长沿革
当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及二次大战之后，在顾志耐领头下，掀起了“现代经济成长”研究的热潮。他于1966年出版的《现代经济成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一书，即为其代表作。亚瑟・路易斯（Sir Arthur Lewis,1915～1991，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的“无限劳动供给经济发展路易斯模型”（Lewis Model）脍炙人口，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经济起飞转捩点”模式，1961年被费景汉院士（John Fei）和阮尼斯（Gustav Ranis）修正成“阮尼斯－费模型”（Ranis–Fei model），1964年蒋硕杰院士（S. C. Tsiang）再修正为“平均储蓄倾向大于资本产出比例和人口成长率乘积”。蒋院士还做实证研究，得到亚洲四小龙在台湾引领下，在1963年之后先后达成“经济起飞点”（台湾1963年、韩国1966年、香港1965年、新加坡1966年），此后即“自力成长”。
另一方面，梭罗（R. M. Solow，1924～2023；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56年提出“新古典成长模型”，将生产函数型态由“梁铁夫式的固定因素比例”改为资本、劳动间可以任意替代模式，得到“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成长”，之后他再加进“外生的”技术变动这个“余数”，得到著名的“技术进步梭罗会计方法”（Solow Residual），于是“技术进步”、“研发（R&D）”乃成为促进经济成长的最重要因素。不过，外生技术进步却含有“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成长就会停止”的结果，于是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开始探讨“内生成长”。罗默（Paul M. Romer，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于1990年10月在《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内生的科技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一文，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成为“经济成长理论”的重要分水岭。
罗默的“内生技术”之理论基础是“知识具有共享性”，对于人力与科技资源所发挥出的创意与创新，需要政府在教育、训练与科技政策上担任“一定程度的积极管理”角色。于是，原本几乎永远也无法与央行总裁、财政部长、甚至贸易谈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学部门主管与教育部长，因科技、训练，以及教育政策的重要性，而被各国政府视为必要且合法的核心责任，其重要性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有效执行这些政策的难度甚至更高，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兴起、电脑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路无远弗届、AI崛起的21世纪，将更为明显。罗默的理论纠正了新古典经济成长模型的局限性，以内生技术进步解释经济成长，他认为投入更多创意与知识，将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的长期成长。罗默的这篇划时代论文，后来也被记者兼经济学家大卫‧华许（David Warsh）于2006年出版的著作《知识与国富论：一个探索经济成长的故事》（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作为主角，讲述成长理论和经济学演进的故事。
本届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一步将熊彼得的创新与创造性破坏，以及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加以数理化与历史化，实现出经济的持续成长。经济史学家莫基尔研究经济成长如何透过一系列关键措施得以持续，这些先决条件在工业革命之前并不存在，但自那时起就已存在，至关重要的是“科学如何和技术相互作用”，亦即实践中的经济生产和社会欢迎技术变革，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工业革命。阿吉翁与豪伊特特别受到现代持续经济成长的启发，而成长过程整体上具有多大的“破坏性”。他俩发展出一种透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成长的理论，描述了创新与“业务窃取/汰旧换新”的过程，以及长期来看，经济成长率正是由此决定。他们继承并深化了熊彼得在1910年代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转化为严谨的数学框架，在1992年刊登在《计量经济期刊》（Econometrica）的〈透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成长的模型〉这篇论文中呈现出来。此模型阐述了创造性破坏的运作方式：当一种新的、更优质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就会遭遇失败，这种创新具创造性也具破坏性。这个数学框架使成长理论能与现实世界中企业和产品动态的数据紧密联系，也对创新的社会回报与私人回报、创新的分配影响，以及创新的潜在政治障碍提供了新见解。
总之，本年三位得奖者的研究揭示了透过技术变革实现了持续的经济成长：由创新力量推动的成长，在个体经济层面上具颠覆性，但仍与持续的整体成长一致。他们亦详细研究了“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以及科学与应用技术之间的反馈，并展示其如何帮助我们摆脱收益递减的命运，并导致持续的经济成长。在经济成长理论上虽无“发现”与“发明”，却有“改善”的贡献，得奖可谓“实至名归”。
最后，个人还是得重复2018年评述罗默获奖文的结语：“罗默所带动的新成长理论或知识经济学，系基于高科技的带动，由而创新的日新月异让报酬似乎递增，人类的生活也好似愈来愈富足。可是，全球‘赤贫’问题仍未解决，甚至连先进国家中都出现明显的Ｍ型社会现象，中产所得阶级流向低层者众，而地球暖化、恐怖行动连绵不绝且日益加剧，恐怕都是这种失衡成长的后遗症。人啊！何不勇敢承认自身的渺小，有形的财富之富足，却足以摧毁无形而珍贵的心灵价值。同时，地球的能源正快速耗竭。那么，不是如大卫・华许在《知识与国富论：一个探索经济成长的故事》一书中最后所说的，应该是到了唤回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或‘伦理道德’中的人性或人道的时候了吗？”
十七年后的今天，AI时代，这番话是否更显真切？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