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北京市在一九五八年根据当时主政的某位领导的指示，向东北吉林省移民。我家就是有幸在一九五八年被移民到了吉林。虽然这次移民的人数不是很多，约有一千余人，毕竟也是关系老百姓生存、生活的一件事，被移民的人的生活乃至命运毕竟受到了一定影响。至今我未见到有人写过这件事，于是简略写下记忆中当时的情况，以备一格。
一九五八年我十一岁了。我家住在朝阳门外，那时这里虽然环境显得比较陈旧，但确是很繁华的地方，商业和生活设施很齐备，食品、百货、餐厅、茶馆、照像、银行、影院、剧场、书店、医药、住宿一应俱全，也算是北京一处适合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我当时上小学四年级，全家三口人，住在朝外大街旁的一条胡同里，离大街不远。父亲原来摆小摊卖些食品、小杂货，实际是连家铺（这条胡同有不少这样的小铺），母亲除了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外，也帮忙经营小摊。1956年全国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有点规模的私营企业都搞成公私合营了，剩下一些小商小贩因本小利微，搞公私合营不够资格，但是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个体经营，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由十几家类似的小商贩，组成了集体性质的“联营商店”，有点类似于农村的互助组。我家的小铺就成了联营商店的一个小“门市部”了，父亲成了联营商店的采购员，母亲成了“门市部”的售货员，当时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共六十元。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父亲回家来说，组织上（联营商店大概是归区商业局管）根据上级要求动员一些人到东北去“支援农业”（其实这就是按彭真指示搞的往东北移民），他已经报了名，没说是自愿报名还是怎么报的名，过几天全家就都要走了。此事不知父母亲有没有商量，有没有不同意见，因为这几天我照旧上学，家里的情况不太清楚，至于父母是怎么想的就更不知道了。总之，全家就这样匆匆准备去东北了：小摊停业，我办转学，家里迁户口，变卖一些东西，准备行李。虽然很多亲友来劝父母不要去，说到那边生活不习惯，体力活重等等，但是我们还是去了。
六月十五日的清晨，一辆大卡车把我们三口人和几件行李（一个三屉桌、两个木箱和衣服、被褥）一齐拉到前门火车站。车站里人声鼎沸，大部分是像我们这样拉家带口，携带行李，举家迁移的。不一会，行李装上了行李车，我们都上了客车，这个车就是普通的硬座绿皮车，但却是为送移民而开的一趟专列。（这是往东北移民的第一批，据说原计划共三批，但是不知何故第一批走了之后，另两批没有成行。）
随着火车的移动，我们离开了北京，向那未知的地方前进。我因为年纪小，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感觉很新鲜，和几个小孩在车厢里乱串，还到列车员休息室去玩。在火车上吃的是自带的食品，路过一些大的车站在站台上也有卖吃食的。晚上我就躺在铺了报纸的车厢座位下地板上睡觉。大人们就只能倚靠在座椅上休息了。
火车开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到达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又叫郭前旗。郭前旗在吉林省西部偏北，离长春市约三百多里，当时从长春到郭前旗不通火车，从北京来是绕道白城子到达郭前旗。下了火车，所有的移民被分到了远近不等的各个乡村。我们在站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行李，也找到了我们要去的村里派来接我们的大车，于是一家人和行李又上了四匹马拉的大车向最后的目的地——吉拉吐乡粮窝屯进发。和我们分到一个屯子的共有五户，这五户虽然都来自北京原来却互不相识，不知为何给分到了一个屯子。除我家外，一户姓宋，两口大人，三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女孩，和我差不多大。一户姓孟，就是五十多岁的老两口，还有两户是两个单身汉，姓什么就不记得了。
粮窝屯在县城的东南方向，距县城大约十二里，坐上大车，离开车站，看到吉林农村的景象，田野是十分的辽阔，放眼看去见不到人家，虽已是六月，却还有人马拉犁在地里耕作，看来是要种大秋作物。大车沿着土路前行，大约一个多小时，车已经进到了村里。这个村子很大，估计有几百户。我们北京来的五户被分到不同的人家住。在北京的时候，据动员移民的工作人员讲，到农村，你们的吃饭、住房都安排好了。原以为会有自己的住房，结果是到老乡家借住。我家被分到本村西北角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院子很大，院墙就是土坯垒的，院门是用木板条钉的，没有门楼。（这个村的院子好象都没有门楼）进院门到屋门有二、三十米远，院里种了一些蔬菜，院墙是土黄色的，房子也是土黄色，房顶是用泥抹的，没有铺瓦，这里的房子大多是这样。院里北房三大间，中间是堂屋也是灶房，四个墙角有四个灶台，东、西里间是卧房，也是起居室，各有南北两个大炕。这户人家是哥两个和老父亲及孩子共三代同住，东屋是老人和二儿子一家住，西屋是大儿子一家住，我们来了就借住在大儿子住的西屋。从堂屋进到西屋，左右各有一盘土炕，炕上铺着苇席，炕很大，可以睡五六个人。屋主两口和三四个孩子睡南面靠窗的炕，我们一家就住在这个屋的北炕。在北京没见过一个屋子里有两盘炕，住两家人的。但是到了这里，没有别的办法，尽管非常不习惯，也只好先住下来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