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玛丽（Mary Wright）曾说同治中兴是“功败垂成”，72那么，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世纪困境，则可以说是“经济之功垂成，败于社会之灾”。本文的周期分析显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政治制度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追求经济现代化时表现出灵活性和甚至强大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同时拒斥任何促进社会正义的根本性政治制度改革。百年之中，中国从一个少数族群统治的王朝，进入资产阶级共和国，再变为共产主义及而后的修正的共产主义政权。尽管政治制度的变化翻天覆地，但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却一以贯之，即以官商同盟拥抱国际资本。学者们创造了许多词语来从概念上指称这一机制，如“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商业化”、“市场威权主义”等等，但这些概念的核心要义都是一样的，即：政权垄断国家权力，向国内外商人提供经商特权，换取其政治支持和财政资助，以强化这个政权镇压任何对现有政治垄断的可能挑战的能力。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安排下，经济发展的代价是社会矛盾、阶级不平等扩大、以及政商阶层的权力滥用，最终结果必然是赢家通吃而输家迟早陷入绝望。财富的积累因此必然伴随政治腐败与两极分化，从而加剧社会不公、怨愤和骚动。这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一面是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一面是社会的不幸与灾难。
至此，本文要再次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瓶颈不在于缺乏成功的发展战略，而在政治制度。一百年前，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如严复等以国家富强为梦想，但回望长时段历史，这对中国来说其实相对容易。几代爱国人士所忧虑的物质贫困和经济停滞，并不是阻碍中国进步的难以克服的困难。仅仅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哪怕有着外敌入侵和内战频仍，中国仍然成就了数波经济繁荣。但是，中国迄今未能找到一条防止物质财富的增长加剧社会冲突的道路。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问题并非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本文并不打算全面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循环重复出现，但必须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整个民族缺乏历史意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事实粗暴无视。在晚清的精英们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技术优势之前，甚至在1979年共产党领导人决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之前，经济“从未在中国历史的剧本里占据舞台中心”。73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尽管经济赶超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叛乱、改革与革命，在民族记忆的建构中，贫困与动乱因此压倒性地掩盖了短命的经济繁荣。
更有甚者，就像共产党政权喜欢做的那样，历史教育总被政治操控来掩盖历史的一些因素而突出另一些因素，目的在于强化现政权的合法性。74再说，过去的经济繁荣总是容易被忽视和抹煞，部分因为战争和叛乱的破坏，部分因为后来的成就更为耀眼。而且，突出前任的成就也不符合现政权的利益。强调资本主义过去的失败，凸显当今政权的成就，正合共产党统治者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