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带来抗议：经济成功与政治不满的周期性困境1
中国在从1911年到2011年的一个世纪之中充满了改革、叛乱和革命，尽管在这百年里，统治中国的不同政权，从晚清王朝到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从毛泽东的政治恐怖到后毛时代转行资本主义之实的共产党政权，全都为了其各自所界定的所谓国家利益，强调国家统一、社会控制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2一般认为，叛乱与革命的发生，是源于晚清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贫困与停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个标准看法，就是在持续鼓吹国家富强之时，强调他们所理解的贫弱中国和因此而来的现代化动因之间的种种联系。3共产党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阐释（如今已经成为当今官方观点或主流叙事，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代替了其它阐释）强调，1949年之前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饱受经济贫困、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苦难，国家则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欺辱。4无论在本土中国还是在海外，人们所广为接受的当年中国的标准图景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于大英帝国，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持续处于贫穷、停滞和保守状态。对那些不认为毛有效地解决过贫困问题的人来说，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1979年；尽管毛时代在意识形态上是激进的，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极权的。5是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孕育了持续不断的叛乱和革命——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甚少遭到质疑。
本文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并对有关中国革命的物质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提出质疑。本文首先展示，中国在20世纪初期曾经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尽管是不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重新发现这段被遗忘的繁荣为基础，本文重新审视了经济状况与社会不满及政治抗议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虽然物质落后和经济停滞常常引发中国民众造反，但在国家整体经济表现良好、各种西化改革措施顺利推行、社会走向现代化之时，政治不满同样会急剧并大规模增加。本文认为，中国对现代化的追寻，一直受困于经济繁荣与社会抗议之间的张力。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有过三波周期性的由现代化努力所推动的经济繁荣，但每一波的经济成功都伴生着社会不安的加剧。因此，本文断言，不仅物质的落后会导致政治不满，而且，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就像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取得的那样——也同样会推动政治不满的高涨。
本文考察的重点，就是这三波现代化周期：始于社会危机，经过经济繁荣，终于政治抗议。其中第一个周期始于晚清。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碰撞震惊了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改革，最终结束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这个过程中的高光阶段，在于慈禧太后的“新政”。“新政”在20世纪头十年里刺激了中国的工业投资与商业发展。这场经济领域的单轨现代化推动了经济繁荣，但并未能够缓解社会冲突。于是，社会矛盾持续积累，形成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中华民国由此建立。然后是第二个周期，同样始于外国侵略与社会落后所带来的危机。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代表，要求进行根本性政治制度变革的呼声高涨，但这类努力全无成果。相反，稳固后的国民党威权主义政权启动了经济建设的“南京新政”。日本入侵前的十年见证了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6，在这期间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显著增加。然而，这一进程走上了和慈禧新政一样的“自我毁灭”之路：政府腐败恶化，社会不满加剧，都为1949年共产主义的全国胜利铺好了道路。
当代中国看来又一次在重复这种循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繁荣，已经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怨愤和政治不满——尽管或许还未到引发政治革命的地步。政府的腐败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再次引起广泛的政治不满与民众抗议。共产党政权对此的态度与策略，与1900年代的慈禧和1930年代初期的蒋介石一样，就是以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压制相结合来达到维持政权合法性的目的。今天的中国领导层，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马列主义，这套主义百余年来都在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但事实上却正强力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然而，它小心地切开市场机制与政治民主的关联，也切开市场机制与普通民众借以影响财富积累的全国分配的渠道之间的关联。再一次，抗议不仅因贫困但更因繁荣而高涨，政治不满不仅随经济停滞但更伴随资本积累而增长。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贫穷、落后与停滞固然诱发了社会动荡，但经济增长与物质进步，在中国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以其在历史上出现的那种方式，一样引发社会动荡。这就是中国故事的另一面，即：国家繁荣、经济增长和物质现代化是如何引发抗议，乃至把中国推入社会动乱与政治革命的呢？这日益要求学界的关注和解释。国民经济成就与国民政治不满之间的这一悖论性关联，成了妨害中国现代化的世纪难题。问题的症结，并非如何选择经济增长策略的发展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平衡财富积累与社会正义的政治议题。研究显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条件与政治后果之间总存在着内在矛盾：在所有三轮历史周期中，经济繁荣始终以威权式改革为政治前提，而威权式繁荣却反过来加剧社会冲突。因此，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是政治的和制度的，而非物质的或发展的。
本文首先叙述这三轮始于改革、终于革命的现代化周期。对前两轮现代化，重点凸显那些被官方史学和传统记忆所忽略的经济成就，进而分析其在各自的具体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第三波现代化的经济成就已人所共知，因此重点讨论社会方面。然后，本文转向探讨百年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总体政治条件，并展示政治的视角如何比物质主义的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历史的百年轨迹。结论中，本文将就经济发展与其政治支撑的关系而简要阐述关乎历史记忆的主旨。
从不情愿的改革到辛亥革命：晚清的第一轮周期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败于大英帝国的“中央王国”从此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持续追求。7在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在物质财富、军事实力和技术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这是一种痛苦而震撼人心的自我体认。按照标准的历史叙事，正是这一震撼促使这个国家奋力重获富强，并由此引发了一个世纪的革命与动荡。8
这一观点虽有其正确之处，却未能道尽个中曲折。最起码，它忽视了鸦片战争与辛亥革命之间长达七十年的时间跨度。七十年里，几代人过去了，许多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造反与改革更是重复出现。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类的暴力动乱，绝不仅是对国内的贫困和阶级压迫的反抗，它们有着强烈的宗教与民族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而后那些直接导向辛亥革命的动荡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下出现的，是政府主导的旨在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改革所促发的。换句话说，虽然贫困与压迫确曾引发晚清中国的社会危机，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现代化努力的最初进展和国民经济的相应改善并未能够疗治社会不稳。相反，这些进步和改善常常唤起进一步的政治不满，并最终孕育出革命的动力。在历史发展的这条奇特轨道上，正如20世纪头十年的各种事件所证明的，政府发起的改革经常扮演着一种矛盾的角色：它既推动了经济繁荣，也促发了政治抗议。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是晚清中国现代化追求的开端。这场运动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技术，但拒斥西方工业的精神和政治因素。9经过满汉统治精英内部的激烈辩论之后，现代化运动伸展进入经济领域，洋务政治家们希望发展“官督商办企业”来扩大中国的经济基础。10其中一些企业在航运、采矿等行业颇为成功，并使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最初的“现代化”。不过，只有在满清统治的最后几年，当慈禧太后虽然很迟但却决定性地接受了变法思想之后，改革步伐才“非同寻常、出乎意料地”加快了。111898年，慈禧镇压了百日维新，牢牢树立了她在帝国内部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权威与权力。与此同时，她认识到，由于落后并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犯，她的帝国深陷来自外部的威胁。她是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学到这一课的，当时她被迫带着皇帝逃亡西安。从1902年1月慈禧返回北京到她1908年11月去世，清廷正式颁行“新政”，发布并贯彻了一系列鼓励工业、贸易和铁路发展的政策。在经济制度方面，晚清政府多方推动私人工商业的合法化，包括在1903年设立商部，起草并颁布“奖励公司章程”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