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大潮席卷朝廷。正如费正清所说，随着“现代”的到来，“1900年之后的中国天翻地覆”。13当然，变化主要出现在经济领域。由此，商业发展了，最初的工业化也出现了。这些虽然不能让整个中国经济迅速“现代化”，但确实给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带来了繁荣和富裕。费正清进一步指出，这一时期的“增长在各主要省份最为强劲”，私人企业的成长壮大到了需要“在制度架构上表达出来”的程度。14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也与日俱增。粗略估算，此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之高相当惊人。15据研究20世纪早期中国的权威经济史家罗斯基（Thomas Rawski）估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与1897至1931年间的日本不相上下16，中国也因此“决定性地突破了经济演化的旧模式”。17而人所共知，上述时期日本经济的表现可谓奇迹，其GNP在1900年为19亿日元，到1920年已高达110亿日元。18
中国这个时期的对外贸易也有迅猛增长。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显示，那种认为对外贸易及外国投资只会对中国有害的看法，这时已经站不住了。相反，外贸“不仅对条约口岸、而且对内地农村的产出增长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19从189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由于国际参与日益深化，中国进出口开始快速增长。20据海关总税务司的数据显示，有记载的贸易额（进口和净出口）的价值，从1880年代后期年均20万海关两，增加到一战期间年均超过100万海关两。21到1900年，棉纺织品取代鸦片成为中国第一大宗进口商品，占到全部进口的40%。20世纪初中国的贸易结构也有了显著的多样化。出口方面，中国外销丝绸、茶叶、大豆制品和棉纺织工业产品。221902—1914年，外国在华投资也翻了一倍。23
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展，社会冲突也在增长，而并非如当局所期盼的那样被驯顺。新建项目经常引发政府与当地社区的对立，对立的势头可以盖过官僚与商人的合作。尤其是被视为经济进步与繁荣之关键的铁路，其建设在许多地方都激起了社会骚动。24族群冲突亦明显加剧；现代化开始唤醒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汉人的民族意识，相应增加了他们对满族统治者的不满。然而，在解决这些冲突上，晚清的政治制度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1900年代的慈禧新政涉及教育、军事和行政等多方面，包括在中央政府设立现代的部，在各省组建咨议局（1908年）、甚至计划在北京召开国会。25虽然各省的咨议局鼓励了地方、社会与汉族的政治参与，但总体来说，变法的实施是“不情愿的、断断续续的、并前后矛盾的”。26
更重要的是，伴随上述新政举措的是“试图重新加强中央对各省的控制，并使权力集中于北京的一小群满族权贵之手的种种努力”；而且，新政的目的“是挽救而非摧毁这个王朝”。27这便决定了新政在解决社会冲突时的无能。当经济现代化加剧社会不满时，帝国政权没有采取相应的、根本性的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来应对。其所进行的有限的政治改革，其实与深远的经济改革一样，旨在维持、甚至强化现存制度以保证满族精英垄断实际权力。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正是这一情形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改革增强了社会的力量，而强大了的社会力量却决心要终结满族的统治。新兴反对力量的核心，不仅有各省谘议局的商人、新军人物，还有各种秘密会社——后者既包含长期反抗“外来”满族的民族斗争因素，也反映了当时农民们的苦难现实。28因此，孙中山革命势力的崛起和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简单地源于中国的经济落后与民众贫困，而是源于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初步成功所促发的种族冲突和社会动荡。让清帝国垮台的，也不只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带来的冲击；相反，这一冲击激发了改革，而改革甚至创造了繁荣，但是繁荣反过来激化了社会对政治束缚的怨愤。改革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不满，并强化了反对派组织抗议的社会政治力量。简言之，改革和繁荣加深了危机，并为政治革命增加了动力。
从布尔乔亚繁荣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民国的第二轮周期
辛亥革命未能突破上述困局。中华民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上述循环：从经济进步，到社会冲突，再到革命——这一次是共产主义革命。当然，贫困依然是驱动农民革命的因素之一，但历史的真相又绝非如此简单、线性。日本入侵前的十年中，政府倡导的各项经济现代化政策相当成功，1930年代的繁荣也令人印象深刻。这段繁荣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认识之中被隐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党宣传有意突出中国在1949年前的落后。本节的重点是从西方学术著作中汲取经济数据，以纠正主流中国记录中对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叙事，从而揭示孕育社会冲突和政治革命的背景。
白吉尔第一个明确提出，南京十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她这样写道：“辛亥革命十年之后，即19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全面活跃起来，新一代的商人伴随工业生产和对工薪劳动阶层的剥削而诞生了”。29这个故事显然有两面：一面是经济繁荣，另一面是阶级对立；两者携手发展而共同指向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
据白吉尔研究，这一“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见证了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化和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深度参与。30一战后，中国产品涌入欧美市场，1919年上海口岸出口价值额比上一年增加幅度达30%。1917年以前，中国外贸总额增势平缓，但此后五年增长迅猛，从1918年的10.4亿两白银到1923年的16.7亿两，增幅达60%。白吉尔还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结构日益多样化，且贸易逆差也在缩小。她由此认为，就外贸结构而言尽管中国仍显示了不发达经济体的特点，但“已不再是一个依附经济体的贸易结构；毋宁说，它对应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31“由于国内外两重市场的需求刺激，生产扩大了”。32从1912到1920年，现代产业增长率达13.8%；此种快速增长步伐，只有到了1953至1957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才再次出现。33毫无疑义，这段时间出现了经济繁荣，民国的“整个商圈”因此受惠。1914至1919年间，纱厂单位线球的平均利润增长70%，同期钱庄利润增长74%，重要企业的利润增长了20倍，有些甚至达到50倍；股息高达30-40%，有时甚至达到90%。34
向称谨慎的学者也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35贺金思（Graham Hutchings）指出，这类经济成就“包括铁路、公路和电信的建设，还有学校和大学的创办或改革”。36他认为：“政府日益强化的经济干预虽时有腐败，但造就了一批专业的管理精英。1928年收回关税自主权，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终结了外国对海关税收、盐政管理和邮局的控制。‘不平等条约’时代的终结尚需时日，但民国政府竭尽所能地在推动这一时刻早日到来。”37
即使对国民党政权持较强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也同意说“民国历史并不只是一段持有期，并非是经济的全面停滞和政治体系的崩溃。相反，现代都市因素的聚合增长为1949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38
经济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各有差异，但都承认工业经济和对外贸易有迅猛发展。有研究者认为，1914/18至1931/36年间，工业部门整体比重从16.1%提高为18.9%，其中现代工业年均增长率达9%左右，其比重也从3.5%提高为7.5%。39外贸在整个1920年代持续增长，至1931年，进口与净出口年度总值达到峰值，为324万两白银（1910年代仅为约100万两）。民国最初大约十五年左右的外贸指数，若以1913年为基数100，到1931年则为240.7，40增加了近1.5倍。1920年代，外贸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达10-17%，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美国及世界其它重要独立经济体。411914至1931年间，外国在华投资翻了一番；至1931年累计投资额达32.43亿美元，占当年GDP的大约三分之一。42可以说，无论按哪个指标，“直至1930年代，中国的贸易和硬通货净流入状况都在不断改善”。43
另有学者强调国内市场的扩大，指出一战后的十年“出现了工业雇佣的高潮”，“特别是在轻工业部门”。44还有研究显示，“黄金十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年均增速达8-9%，这一速度代表了民国大部分时期的发展节奏。45一位对南京政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也估算说，1931至1936年间中国（满洲除外）工业年增长率达到6.7%。46根据他的研究，南京十年期间全国发电量增加一倍，年均增速9.4%，棉布产出增长16.5%，银行存款增加15.9%。这些数据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1936年生产比1929年提高仅6%，）、美国和法国（两国1929—1936年生产甚至分别下降了12%和21%。）。47他还观察到在抗日战争初期依然有工业高增长，1938至1943年间工业产出增加了近四倍。48
当然，中国经济在抗战的后期几年里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是，因加入美英盟国并参与战后国际政治重建，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高。1943年，英美两国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同意取消上海公共租界及其他特权。至此，除香港还在英国手中外，整个大陆“不平等条约的时代已成为过去。”49如一位史学家所言：“1943年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与蒋介石进行了会晤，这是首次中西高峰会。首脑们达成一致：日本战败后，满洲和台湾将归还中国。中国的国际新地位获得了确认，并重新拾起了失去已久的尊严”。50随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获得了‘大国’（Great Power）待遇，并将在战后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她成为国际社会中倍受尊重、且具有（几乎）完全主权的成员。这是自一个世纪之前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国门以来几代民族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目标”。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