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繁荣和国际贸易，城市化也在加速。“在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日益深广的西方影响下，都市社会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发展起来”。52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给外国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当时情景的生动描述，会让今天的读者很容易联想起全球化之下的当代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呈现出各种现代与传统元素的独特结合，吸引众多西方人为之倾心。基本而言，西化的与传统的两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共存，前者是现代都市的产物，后者则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所秉持。中国的各大城市已是国际性都会：到访者可以很舒适地住在现代化的酒店里，使用抽水马桶、浴缸等现代设施，乘坐进口轿车旅行，使用随处设立的邮政局和电报局往家中寄信或发电报，和穿着洋装、说着（最流行的外语）英语的西化中国人往来，并与现代风格的企业和银行做生意”。53
不过，这只是一层薄薄的现代包装；在包装之下，是逐渐扩大的城乡差距、持续加深的沿海与内陆地区不平等、正在激化的阶级冲突、和不断扩展的社会积怨。193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凸显商业繁荣之下农民的极度贫困。54更重要的是，虽名为“民国”，但就支持权贵、镇压抗议而言，政治制度的运作与晚清政权如出一辙。白吉尔敏锐地指出，“1930年代形成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和大清帝国末年的官僚资本主义极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与在清朝统治下一样，政府试图利用现代企业巩固其基础权威。在经济发展的名义下，高级官员们调动各种人力、物力资源来谋取私利”。55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繁荣绝不意味着全体国民的富裕。相反，它带来了深重的阶级剥削，穷人成为富人的猎物；“商人谋取了暴利，但他们几乎从不与雇员分享利润”。56其结果，自然是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此，许多著作在研究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时，都作过详细论述。57但这些研究未能充分注意到的是：工人无产者，还有更重要的、支持了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贫苦农民，并非简单地困于贫穷；他们的贫穷是持续出现在国民经济繁荣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并非贫穷与落后，而是缺少社会正义的繁荣与威权式的现代化，推动而不是减缓了政治不满与社会革命。
物质成就伴生社会冲突：中国崛起向何方？
历史常常以惊人的方式重复自己。对于1930年代中国的描述，说它“呈现出各种现代与传统元素的独特结合，吸引众多西方人为之倾心”云云，只要稍作修改（譬如把“电报”换成“互联网”），即可恰如其分用来形容八十年之后的当代中国。在今天的这一轮循环中，中国的经济成就更为巨大，可是，与晚清及民国一样，现代化并未缓和、而是激化了社会怨愤。这样的经济成就对许多人来说是如此显著，以致这些经济成就的负面社会后果很少得到考察；这和此前那种强调社会不满、忽略经济繁荣的历史论调恰好形成对比。本文意欲扭转此种叙述，将着重展开社会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升温，社会不满也在不断积聚。58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民众抗议，即官方术语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从1994年的1万余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余起，参加抗议的人数从73万增加到307万，年均增长12%，59高于同期的国民经济增长率。随着1990年代的物质进步，社会矛盾如此快速、猛烈的加剧，使得 中共当局在2003年提出所谓“和谐社会”的计划来平息不满。但奇怪的是，这项“新政”对减低社会不满的增加并无多大作用。抗议事件继续增加，从2004年全国有7.4万件增加至2005年的8.7万件，平均每天240起，涉及人数约500万。60近几年中，抗议事件年均增长20%，涉及人数年增超过30%。民众抗议的爆发性形势与“社会和谐”的口号完全不符，让领导们极为难堪，以至政府于2005年后不再公布此类数字。但是，社会不满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事实却是无法掩盖的。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在一个威权国家，群众抗议是非常难以组织的，抗议的领导者乃至参与者都可能受到当局的严厉惩罚，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诉诸这类群体行动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不满要比上述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更加严重。社会不满也反映在其他许多方面，如日常反抗、上访、网络行动、以及近来出现的针对官员的个人暴力行为。61
上访是清楚地显示出社会不满加剧的一个例子。相关研究表明，1978至1982年间，由于毛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曾出现过一个上访高峰，这四年内全国法院系统接受来信来访共计83700起。对比之下，二十年后的1998至2002这四年间，这一数字增加至4224万起，是1978-1982高峰数值的近500倍。62然而，法院系统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上访渠道；各级党和政府都有相应的信访部门，形成所谓信访系统。仅以位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局63为例，2000年接待上访人员数量比1999年增加超过40%，这年的数字已经将近1995年数字的三倍；2001年比2000年又增加将近40%。64全国人大仅在2004年上半年也接待上访12220次，收到信件42498封，都是表达不满并要求解决问题的。65
有人可能认为，抗议和上访显示了民众相信政府可以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种观点可以为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心作出辩护，但无法解释上述发展趋势。除非人们承认，抗议的减少意味着政府治理的退化和民众信任的下降，否则，就不能说抗议增多显示了政府效率改善和公民信任的提高。当然，抗议与申诉增多，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空间有所扩大，但这种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治理的改善。且不论没有抗议意味着什么，但抗议的出现一定意味着严重的不满。也有人说，各种抗议有利于促进政府责任心，并预防社会不满扩大。但北京一家官方刊物的数字明确显示，只有0.2%的上访者通过信访系统解决了自己的问题。66研究信访的专家们早已发现了信访系统的尴尬处境，那就是这一系统在帮助上访者解决问题上不起什么作用。67
本文并不认为中国正在走向另一场革命；尽管本文亦不否认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至少到目前为止，虽然社会抗议在增加，但政府的应对能力也在同步提高，首要表现为实行镇压的强制能力在提高，而政府的财政实力也在加强，可以有选择地以此安抚一些抗议者。可以说，无论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镇压社会不满，当今共产党政权都比晚清和国民政府做得更好。所有群体性事件都被成功地限制在地区范围内，没有扩大为全国骚乱。然而，抗议增加的势头并未停止或减缓，只是社会抗议与政府管控在同步发展，冲突的这样两个方面的规模与力度齐头并进，尚未有一方能压倒另一方。想要更好地理解上述这种政权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正是同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同时也是导致社会不满增长的制度原因。68就此而言，改革时代的中国与晚清帝国、国民党的民国走的是同一条路，那就是经济现代化在制造社会不满。当然，历史环境改变了，当今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但根本趋势没有改变：全球化也是把双刃剑，它也在中国加剧了全球化的财富与地方化的贫困之间的冲突。69正如一些资深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既支持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将这个国家拖入了日益严重的内部治理上的欠账。70政治不满和社会抗议的上升，正是这种治理欠账的负面后果的必然产物。
历史周期、政治瓶颈与经济记忆及其缺失：讨论与总结
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段，中国走的都是单一方面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结果总是物质财富与社会冲突的同步增长。一直以来，危机下的压力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初推手：在晚清，这是与西方列强遭遇中的无能；在民国，是军阀造成的物质落后；在共产党时代，则是文革所带来的经济灾难。经济贫困、物质停滞、工业与技术落后，始终困扰这个国家，并成为历次循环的启动器。但现代化的启动阶段都非革命，而是政府为重振国家“富强”所发起的改革：晚清有“自强”运动，民国有亲资产阶级的国家重建项目，后毛时代则采行了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紧随而来的是针对经济改革举措的政治争论，并由此引发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质疑。这类政治紧张然后可能爆发为危机，引发保守派领导人对激进政治改革者的镇压，结果便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流亡，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暴力清洗，和1989年对民主示威的天安门军事镇压。
对本文的分析而言，镇压之后的情况最富意味。在所有三个历史案例中，无一例外，镇压都没有（或仅仅是暂时地）减弱政权对经济现代化的追求，而是相反地加快了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和国际化努力。这些改革举措一般来说都成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物质繁荣，尽管繁荣的程度依历史背景而有不同。但是，财富的增加却进一步刺激社会政治不满，这便构成困扰中国的世纪难题。在前两轮循环中，政治不满最终引发了革命；当下的第三轮循环，前景尚未可知。
中国历史在更早阶段上也不乏财富增长导致社会冲突的例子。比如说，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和孔飞力（Philip Kuhn）就曾讨论过18世纪的经济繁荣如何加剧了晚清的危机。71他们还明确指出，中国在遭遇西方之后，传统王朝循环被现代化追求所取代。这也同样适用于本文所讨论的三波周期。在19世纪中期与西方列强遭遇之前，中国不存在要在国际竞争中赶超其它国家的压力，所以，传统帝国政府——至少晚清以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没有显著作用。所以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晚清以前的危机都是王朝危机，但在遭遇西方之后，就变成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和繁荣的危机。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经济成就导致政治抗议这一命题，是过去一百年新出现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