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信用卡数量三年减少了一亿张。资料照片：中共央行总部。(Mark Ralston/AFP via Getty Images)
临近年末，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已全面在手机银行和官网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最长在售期限缩短至3年，利率普遍降到1.5%-1.75%，且额度十分紧张。其中，工商银行还提高了3年期存单的门槛，直接100万元（人民币，下同）起步。
中小银行也加速跟进，多家股份制银行（比如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和城商行均下架了中长期大额存单。亿联银行、网商银行等民营及互联网银行在其官方APP中移除了五年期选项；土右旗蒙银村镇银行、梅州客商银行甚至直接取消5年期普通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是银行面向个人或非金融企业发行的一种存款凭证，起存金额较高（比如个人30万元、机构1,000万元起），期限1-5年不等，利率一般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部分产品支持转让或质押。其优势在于具有储蓄安全性和一定的流动性，适合风险偏好较低、有大额闲置资金的投资者。
事实上，5年期大额存单的退出早有端倪。比如，中国银行自2023年起发售的5年期大额存单，就仅限特定客户购买，而非面向所有个人客户公开销售。今年5月，中国银行在其官网公开发布《关于发售2025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的公告》，其中3年期和5年期明确标注发售对象为特定客户。
此外，银行在下架或限制长期限存款产品（如5年期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的同时，也在持续下调各类存款挂牌利率。从2025年5月20日起，六大国有行及招商、光大等股份制银行集体下调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活期存款利率降至0.05%，接近零利率，1年期定存利率也降至1%以下。
年末本是传统上的“揽储季”或“冲存款季”，银行会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存款，以完成年度考核指标并准备明年“开门红”信贷投放。大额存单曾是其揽储“利器”（高峰期利率超3%-4%），而现在银行却开始大规模拒绝长期资金，这种经营策略的大逆转，表明中国金融行业正在发生颠覆性的转变。
银行集体下架或停售长期高息存款产品，并非偶然，其主要目的是降低自身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压力。净息差是银行的核心盈利指标，反映“存贷利差”水平。即银行从贷款等资产端赚的利息收入，减去支付给存款等负债端的利息成本后的差额，再除以银行总资产的平均余额。
也就是说，净息差=(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生息资产平均余额×100%。拿开店来比喻，净息差就是“卖货赚的钱—进货成本”占总投资的比例。中共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银行业平均净息差1.42%，其中，国有行、城商行、外资行净息差分别降至1.31%、1.37%和1.35%。
1.8%被业界视为净息差的“安全警戒线”或“审慎值”，低于此水平代表银行的盈利能力承压，具有潜在经营风险。中国银行业平均净息差低于警戒线，表明其资产端贷款利率下行过快，而负债端存款成本则处于刚性。这导致整个行业盈利空间压缩，内生资本补充难，需外部注资渡过难关。
为了帮国有银行抵消坏帐冲击，维持运营稳定，今年3月，中共财政部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认购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增股份，补充其核心一级资本。这方面详细内容可以参考笔者之前的文章：中共财政部注资国有大行的背后。
同一时期，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到1.52%。银行的净息差本应高于不良率，这样才能以赚的净利息收入覆盖贷款坏帐损失。但现在净息差（1.42%）低于不良率（1.52%），就意味着银行每放100元贷款，能赚到1.42元，却损失1.52元（坏帐），这还没有算运营成本和资本成本。
数据来源：中共金融监管总局官网（笔者整理）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12月29日，2025年共有443家银行机构通过解散、合并、注销等方式退出市场，数量远超此前数年总和。中共金融专家承认，此次银行的兼并重组首要目标是风险处置。部分中小银行盈利承压，由于息差收窄导致盈利空间压缩，令风险事件频发。
这充分表明，利率风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隐忧之一，尤其是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银行担心的是储户锁定长期高息存款（如5年期2.5%），如未来贷款利率随市场持续下行，银行就会陷入“高成本负债、低收益资产”的困境，净息差进一步压缩，出现亏损。
取消5年期存款产品，反映出银行目前的生存困境：不揽储怕有流动性缺口，揽长期高息储又怕出现利率风险。银行全面选择缩短存款期限、压降中长期高成本负债，这是一种理性的止损行为，是在进行资产负债表的防御性收缩。换句话说，银行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并不乐观。
根据中共央行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住户存款增加12.73万亿元。结合上半年末的162.02万亿元，可计算得出，9月末中国住户存款余额已超过170万亿元。银行业在此时集体限制存款的背后，不只是为了保命，还是一场由国家意志主导的，针对居民储蓄的超大规模金融倒逼。
银行业经营策略逆转的核心是应对利率风险和净息差压力，但当局通过监管放大了资金“搬家”效应，迫使“捂紧钱包”的居民转向更高风险的投资或直接消费。然而，笔者却认为：通过减少居民储蓄，迫使其增加消费的动力和空间其实并不大。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居民储蓄率高，是高收入群体的大量储蓄抬高了居民整体储蓄率。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金葵花客户（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占其零售客户的2.49%，却贡献了81.90%的资产。这表明少数高净值客户贡献了银行绝大部分的储蓄。
根据中金公司2025年财富数据报告，中国社会总财富约790万亿，其中，国企资产360万亿，占45.6%；富豪资产290万亿，占36.7%；中产阶级110万亿，占13.7%；剩余13亿人，资产仅占3%。也就是说，13亿穷人的总资产约23.7万亿，平均每人约1.8万元。
富人消费的边际贡献率（即额外1元收入带来的消费增加）通常显着低于中低收入群体，这是经济学中的经典现象，叫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这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他们甚至会通过借贷来消费；而高收入群体收入则更多用于投资、奢侈品或海外消费。
总的来看，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净息差收窄、不良率上升（房地产、个贷风险）的困境。当净息差低于不良率，银行“赚的钱不够赔坏帐”，导致盈利更难，银行就会进一步压低存款利率或限制长期产品，形成恶性循环。当银行不再为5年后的资金成本下注，这本身就是一种判断：未来不存在一个足以覆盖长期负债成本的高回报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