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四、广东赵紫阳：中国改革设计师
台北印刻出版三卷本‘赵紫阳传’，可喜可贺。
此书我早在十二年前就知道，2008年秋我在美国东岸遇到卢跃刚，中青报记者，后八九大陆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一个留着长发的川人，传说他已接下赵家委托，此去便要江湖遁形。如今他交卷了，却未知赵家子女是否满意？因为我知道，还有另一本赵传也会问世。只要中国仍在专制下，这位前总书记便会充满争议，身后不清静，因为要争夺对他的"解释权"。其实这是赵紫阳的精彩之处，中共领袖大凡平庸，身后寂寞。
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在东亚筑起一道冷战疆界：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的三十八度线、中南半岛的北纬十七度线。在这个结构下，东亚持续了四十年的相对稳定，出现了日本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回头去看，好像没有蒋介石毛泽东两个东亚强人，以及金日成胡志明两个小独裁者，就没有工业东亚；其实更基本的因果，乃是没有美国的军事订单，就谈不上东亚快速积累财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来料加工模式。曾经的杀戮战场、分疆裂土，竟孕育了东亚繁荣，这种偶然性，也种下了日后的隐患。
八十年代，苏联帝国崩解，东欧陷入经济困境和民族缠斗，英国发生历时最长的经济萎缩，失业人数大增；连冷战大赢家并打胜海湾战争的美国，也出现战后最大的经济衰退，整个西方跌入不景气的阴霾。相比之下，地球另一边的东亚，却成了一个亮点。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91年台湾外汇存底超过八百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朝鲜半岛军事对峙也缓解了。
对于刚刚走出封闭、极权的中国来说，最便捷、难逢的机遇，就是把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找回来，只需要把关键词从"奇技淫巧"转换为"姓资姓社"而已。邓小平一九八〇年从广东擢升赵紫阳来做总理，是为一场"新洋务"的启动。此际的分殊，在邓小平主张有限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而陈云则坚持中央计划指令，并以"反自由化"、"清污"抵触之。四五年间通货膨胀，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5%，人心浮动，第二年便爆发学运、戒严镇压。这段"新洋务"触礁于民间抗议，并诱发高层权争，以至于流血政变，因"垂帘听政"故事重演，与晚清颇可一比；赵紫阳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亦颇得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神髓。这次洋务运动与晚清最大的区别，是毫无外患（割地赔款），邓小平亟需跟洋人做生意，乃是"救党救国"。
"要吃粮，找紫阳"，一个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伟大顺口溜，实在是低估了这个中原人。赵紫阳洞悉发生在东亚的一种"滚动"：
"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他还必须说服中南海里只懂"吃饱肚子"的那批人——喂饱四亿人，曾是四九上台的这个政权令西方刮目者。他在酝酿"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推进这种"滚动"里去。"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开展国际大循环大进大出"，虽然那时他接见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还半信半疑地问：你们台湾不简单，地方那幺小，外汇储备就有几百亿？张说，这不难，你们只要按现在的政策搞下去，不用很久你们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说邓小平称得上"改革总设计师"，他不过就是选对了赵紫阳这个人。
这里讲一个蛮有趣的细节，来自赵的秘书李湘鲁。任教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杨小凯，1989年元月请李湘鲁转交一封信给赵紫阳，认为中国人口庞大，加入国际市场会破坏国际经济结构的平衡，造成全球资源短缺，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赵紫阳仅听李湘鲁简述了杨的观点便说，这些意见我都知道，不听了。事情一定要做。
李湘鲁当时感觉赵很"决绝"，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得越久，才越看得清楚，他说：
"沿海发展战略让中国赢得了二十年以上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1980年代最富远见也最成功的经济战略设计。当人们每每得意于中国坐拥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跻身世界第二的GDP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阳那天决绝的回答。"
赵紫阳说他在广东工作多年，比邻港澳，对国际市场和对外贸易了解得早一些。从这里也可以解读更深一点的中国现代史。从历史长程看，中国的内陆性从根本上抑制了南中国和海洋的作用。二十世纪初以来，从中国东南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短短半个世纪里就被历史淘汰，蒋介石之败退大陆，即是新兴资本主义力量无法战胜中国强大的内陆性的一次历史性失败。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就是靠这个内陆性赢得了江山，但是它不过是在中国复制暴秦暴隋，统治不到三十年也同样被这个内陆性拖垮，陷在贫困落后里不能自拔。赵紫阳当总理后，就筹划沿海发展战略多年，及至开发十四个沿海城市为特区进行海外贸易，无非是放开对南中国的捆绑。这个南中国对于香港、台湾、日本乃至欧美的意义非同寻常，它就是所谓"亚洲第五条小龙"，后来的"太平洋时代"也好，"大中华经济圈"也好，甚至色厉内荏的"大国崛起"，都不过是它的延伸。
赵紫阳有本事引来滚滚"通洋之利"，却不幸被天安门学潮折损。他从朝鲜回来发表54亚银讲话，七所大学复课，形势已缓和。这时何东昌却放话说赵讲话跟"426社论"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
"由此学生就越发有顾虑，要求对'426社论'有个说法，而那边一些人则坚持'426社论'不能退，并还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还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搞两面挑。而我和学生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这边愈要求对'426社论'有说法、对政府施加压力，邓的那边决心也越来越大；学生闹得越越厉害，李鹏、北京市委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僵局。"
赵紫阳受良知驱动，而反对开枪镇压，不惜抵牾恩师邓小平，被废黜后也拒绝检讨，真正难能可贵。他在回忆录里也不避讳谈党内刮起一股"倒赵风"，其间自是一些意识形态和权力的错综复杂，但是他把中国推进"国际大循环"，有伤及中共权力根基之虞而令元老们恐惧，才是他下台的原因。
五、百年首尾各两同（彤）
今日中国落入“习倒退”、改革存废已在一线之间，此一线之间，竟是由于邓小平也曾有过“改制”的一闪念，或使中国避免“革命”、暴力，而和平演变，此一线之机，便是在庞大、昏聩、残暴的中共体制中，出现由鲍彤领衔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见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8月11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811/cc11wuwei24/），而“和平演变”路径只有依赖党内健康力量出手改制，其机会也只发生在邓小平偶然出现“改制”意愿的一瞬间，这个机会主义者杀心突起（成因大可研究），不止中国要人头落地，最可惜者，乃是中国又落入暴力循环的怪圈，回到两千年旧磨道上去了，而中国变局唯赖强人之一闪念，乃是民间太弱小，至今如此。
鲍彤是当代谭嗣同，因为邓小平是想杀掉鲍彤的，由此八九六四这场温和改革，又因为遭到邓小平血腥屠杀，完全是重复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镇压，六君子断头菜市口。百年首尾各两同（彤）。当年严家祺、吴国光等追随鲍彤，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曾经有机会把中国拨向和平转型的道路，却被邓小平斩断，赵紫阳因为有鲍彤襄助，当年才如此精彩，几个大手笔均来自鲍彤的建议，所以，实际上鲍彤才是当年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一位杰出政治家。
2022年11月9日，鲍彤先生于北京时间7时08分安然离世，我闻讯在脸书上贴出这段文字。
鲍彤先生辞世，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心有戚戚焉”，因为鲍彤是赵紫阳的第一智囊，而赵紫阳的名字，会跟中国改革、八九六四等话语，永远留在历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对他不公道，对鲍彤也不公道。“任人评说”是一条历史酷律，好人坏人皆不能免。
我并不认识鲍彤，却因为《河殇》和《乌托邦祭》而扯上关系：
‘到了（一九八八年）深秋之际，《乌托邦祭》的出版仍无着落。有一天戈扬忽然打电话给我：“晓康，你赶快给我弄一个十万字以内的压缩本，我用一期《新观察》推出。”我连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杰，不畏强梁的人物。
《新观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虽诸事缠身，整日头绪纷乱，却巴巴儿地等著下一个出刊日。记得一个黄昏，我挣脱一个什么会议，就跑到一家街头报刊亭，买了一本《新观察》，翻开一看，连影子也没有。跑回家给编辑部打电话，没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沙滩文联大院，在《新观察》那栋小楼上，堵住编辑部主任郑仲兵。老郑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一把拉我进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着你呀。我跟你说，版都做好了，在开机印刷前一分钟，老太太给鲍彤拨了一个电话。鲍彤说，这个苏晓康，麻烦惹得还不够呀？一个《河殇》，已经叫我们焦头烂额，你再把这个庐山会议捅出来，我们可没法保护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屠龙年代》）
《河殇》的命运，跟赵紫阳、鲍彤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背后又牵扯一个极为重大的权力问题、政治危机，这个历史秘辛，即中共的权力继承问题：经过“文革”，老人帮的教训是，他们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给他们的子女才放心。“六四”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如愿以偿，中共这个政权也从此变成一个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杀二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遗忘了许多，却从未明乎于此。八九另有“惊天一炸”，即赵戈会“抛邓”，导致情势急转直下，坊间皆言赵紫阳乃是对邓小平摊牌，置邓于“全民公投”之境，或说交给人们裁决是非，据说，这也是鲍彤向赵紫阳建议的，也因为这个事件，邓小平在血腥镇压之后，第一个抓的人，就是鲍彤，他甚至要砍鲍彤的头。
此“邓掌舵”爆料，颇有几说，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见邓小平，下午见赵紫阳，何者为“最高级会谈”？这个“规格性”问题，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九八八年开始的“倒胡”“倒赵”阴谋，缘起陈云的“子弟接班”战略部署，乃是晚清“垂帘听政”故事重演，改革阵营的赵紫阳鲍彤，见邓小平恐惧学潮而令大局崩坏，必须出奇招扭转颓势，利用“五一六”的时间差，趁电视转播的机会，向天下公布“邓掌舵”秘密，并以此反对调兵镇压，都是在中共体制下的明智终极之举，鲍彤临危不惧、冒杀头风险，事后亦忠贞不移、守节致死，其风范直逼戊戌维新中死难的谭嗣同。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高龄九十的鲍彤投稿《光传媒》一文〈俄国十月炮响给中国送来什么〉，这或许是他最后的文字？我受托写了一篇推荐词：
‘鲍彤，耿介之士，也是一位智者。他沉浮党内多年，风风雨雨；曾位居中枢，睨视决策；又因脑后有反骨，身陷秦城，终于幸存晚岁，看尽兴亡。此文虽短，却大开大合，如庖丁解牛，由马克思愤青的起头，一路辨析俄罗斯的荒谬、毛泽东的粗鄙，中国造了两千年反，还要去请“洋宋江”，寥寥几语已说尽中共百年闹剧。毛泽东说是“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标准答案，中国学生用来应考保证得满分，但是等于没有回答，因为没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连马克思本人也说他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摘自《雨烟雪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