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还乡知青和城市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插队已经有了先例。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分两大类，一是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有固定工资，比在农村挣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但是劳动强度特别大；二是到农村插队的知青，虽然很多人的劳动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但是在乡下相对自由，劳动强度大小完全在自己。
上山下乡开始时，听说我们太原68届初中毕业生（其实只上了一年初中）要分配到工厂。我不想当工人，觉得当工人干着一个工种，反复做着一件事，很枯燥。若选择插队，多是服从学校安排，和同学们一块走。也有政策：自愿组合，投亲靠友。
这时，与我家同院居住的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和他的几个同学要到一个熟人的家乡插队，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一同去。赵二湖说他去过那里，住窑洞，冬暖夏凉；当地虽是丘陵旱地，但产麦子，一年有一半时间可吃白面。听了他的介绍，我和我二姐同意与他们一起走，父母没有反对。赵二湖是邻居，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父母也放心。
1968年年底办好了插队手续，1969年2月过了过年后，我们就下了乡。
村里人把能灌上洪水的地视为宝地
我插队的地方，按当时的称谓是山西省临汾地区洪洞县明姜公社郭家节大队南山底小队（村）。从20里以外望去，这个村子就像挂在霍山支脉的半山腰上。下了火车，生产队的马车行走40多里把我们拉到村里时，这个村子在我们眼前是坐落在山脚下的，它仿佛是上山的起点和下山的落点。
全村约三十多户人家，都住在窑洞里。窑洞顺着山势，高一层低一层，错落有致。家家都有自己的院落，院里种着树，夕阳西下时，在远处地里干活的人望着村里的袅袅炊烟、听着鸡鸣狗叫声，那种家的感觉很是温馨。
村里没有河，饮用水取自一口十几米深的水井，水是山泉，又凉又甜。村里人吃水要担着桶上坡下坡地挑。好在村子不大，取水还算方便，不像在大西北某些干旱地方，要么积雨水而食，要么到十几里外去挑河水。
我们村的水井边，有村人用石头凿的水槽，内有凿成斜面的搓板，水槽边还有用棒槌捶打衣服的光滑石板。村里一棵巨大的皂角树全村共享，树上的皂角自产自用源源不断。衣服揉进皂角被棒槌捶打得很干净。再脏点儿的衣物，就用碱面。
村里人也知道我们使用的肥皂，但买不起，只是羡慕。水井在村当中一处土坡上，站在家门口往下一望，水槽空着，就可下去洗了。
村中央有一条布满大大小小鹅卵石的沟。每年八九月间下大雨，沟里会卷来滔天的洪水。说是靠天吃饭，一有洪水来，村民可将洪水引入一层层梯田里。村里人把能灌上洪水的地叫漫地，视为宝地。因为洪水带来了山里的腐叶和羊、鼠、鸟粪，漫地不用上肥就很肥沃。
这样的梯田，小麦单产五六百斤，比平川一带水浇地的产量还高。因此，这里一年能吃上半年细粮，实在是吸引人的好地方。
当然，遇到干旱，老不下雨，产量会减半。发洪水时，村民还有一大收获，就是捞湿柴。那是山里的干柴被暴雨冲下山顺水流而来的。老老少少把从河边捞的湿柴拿回家晒干，非常好烧。
我曾看到一篇小说，讲的就是捞柴的故事，那情景和我在村里见到的一样。而平时，村中央这条泄洪沟却是干的，沟两边的人家来来往往地走动，如履平地。
各家家里不设门，用布帘挡着
也有人住砖窑，砖窑造价比纯土窑洞高得多。印象中，只有一户是四面到顶的砖窑，也就是窑洞一样的砖房，男主人是公社信用社主任。
生产队长家土窑的前脸是青砖砌成的，也比较显眼。尽管这个村子可以烧砖，但买得起砖的人家很少。村里的土窑洞，大大小小都有，印象中放羊的陈发科大叔是外来户，他是单身，窑洞最小。
一般人家的窑洞都是三孔连排，中间一孔，相当于堂屋，两边各有一孔，住人。不同于平川砖瓦房的是，伸向两边窑洞的走道较长，隔音效果特别好。里窑说话，外面是听不见的。
因此，各家家里不再设门，用布帘挡着，进门怕不方便，咳嗽一声就行。三孔连接的窑洞往往是一边住着父母，一边住着儿女，中间隔着堂屋。如果儿子娶媳妇，另外楦窑洞，多在同一院楦一孔或里外相连的两孔。
我们村的窑洞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那种单孔窑不大相同，也许人家是为了拍摄方便。
我们村里的大窑洞，也让我们开了眼界：几十号人进去都不嫌挤。大窑洞往往年代久远。村里50多岁的姬大伯告诉我，他家的窑洞在他爷爷活着时就有了，恐怕已有上百年。
老窑洞的窑顶嵌着三根很粗的大梁，大梁的颜色已呈深古铜色。窑洞夏天进去非常凉爽，冬天也不冷。富裕点的人家窑洞里北面又套着小窑洞，用布帘挡着，进去以后，里面并不小，只是没有窗户，多是盛粮食的大缸，也有放衣物的木柜，并不潮。如果小窑洞又套着小窑洞，堆着的是秋天挖出的红薯，什么时候拿出来都很新鲜，也不见缩水。
我们的房东是两家中农，叔伯兄弟。道理很简单——贫农没有多余的窑洞让我们住。村里没有富农，多数是中农。贫农很少，一问，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
两家房东的窑洞里都有不少大缸，他们告诉我，过去家家窑洞里都有年年替换的甚至放了几年的谷子、麦子。吃多少，就挖出多少碾成米、面。平日里，吃豆腐、割块肉、买西瓜、量油、打醋，想吃什么，都是从缸里挖出粮食来换。
要办红白喜事，得挖出粮食到集市上去粜，换回应用品或钱。娶媳妇下定礼，说好多少石，就到窑洞里挖粮食。陈芝麻，烂谷子，放在缸里不会坏。
而我们去的时候，家里很少有隔年的粮食了。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眼巴巴地就盼着返还的粮食快来。
这里的人谈阶级斗争，有点“不知有汉”的味道
我们这个小村，曾经是革命老区。本村两个大户都姓李，相互也是亲戚，只是隔得远了点。后来介绍我入党、住大窑洞的姬大伯是中农，38年的老党员；另一介绍人李大叔也是中农，43年的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中农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好在这个村子地处偏远，没有富农，中农又不能斗中农，贫农没有家族势力，他们要起来和村里的中农干仗，恐怕早让村里人赶走了。
贫农从心里感念村里人对他们的收留，比如放羊的发科大叔就是如此。所以，一直没有从老乡的嘴里听到他们搞阶级斗争的事情，让这里的人谈阶级斗争，有点“不知有汉”的味道。
村里人一开始很好奇，对我们的穿着、用具感到很新鲜。老乡们不懂得为什么城里的学生娃要上山下乡，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因为毛主席让青年学生下乡，所以只能照办，其实他们心理上是抵触的。
虽说第一年我们有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但从第二年起，我们就要分吃村里人的口粮了。地还是那些地，产量也没有多出来，却让我们几个知青分去一千多斤夏季、秋季的粮食。
村里人都烧柴，要烧煤得到五六十里外去拉，况且也没有买煤的钱。我们去了也要烧柴，上山砍伐他们赖以为生的灌木为柴，等于让我们占去了不少他们有限的生产和生活资源。
后来，他们看到我们劳动很卖力气，特别是女生，抢着干村里女人不做的事，如担担子送粪，跳到麻坑里踩沤臭的绿麻，加上我们对他们很尊重，大叔、大婶儿地叫着，慢慢地就改变了心理上的不快和戒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