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江青看《创业》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严重问题。江青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影片后，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泽东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
这件事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她和张春桥把于会泳叫过去训斥了一顿。江青生气地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张春桥也说：“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此片无大错，错还是有的嘛。”
于会泳两头受气，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替江青受过。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检讨，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而在公众面前，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
对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于会泳等人承“首长”江青的旨意，不遗余力地攻击。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恩来，便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1月9日，于会泳派人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还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于会泳此举受到了文化界广大干部的质疑。
在人生的舞台上，于会泳重重地跌倒了
1976年，对于于会泳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1976年10月初的一天，于会泳给徐景贤打电话，说他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0月6日，“四人帮”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贤等人都不知道。10月7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马天水走前找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况，但他们都猜不出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10月7日深夜12时左右，徐景贤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于会泳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于会泳感到很奇怪。徐景贤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他们在电话里约好要多联系，徐景贤一再叮嘱说：“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
10月8日晚，徐景贤他们不断打电话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但都找不着。那两天里，于会泳连续向上海打电话，徐景贤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于会泳说，“首长”找不到了。徐景贤感到很紧张，他说上海与王、张、姚也联络不上。
1976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把于会泳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这给于会泳以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自杀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于会泳是粉碎“四人帮”后自杀的惟一一位部长级干部。他死后，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会泳的母亲回上海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