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9年秋季开学伊始，我们进入了大四，室友徐邦治同学突然以“反革命”罪被捕。
我们年级——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级——在1957、1958年打了8名右派之后，1959年又打了徐邦治同学的“反革命”。最近（2010年）听北京的张毓熙同学说，徐邦治也走了，一年多了，急性心梗，在去银行取款时猝倒。我感到突然。人在无灾无难的时候，心理时间发生加速度快转。这几年我忙于照顾老伴，自己也得了肺癌，没有顾得这位遭遇比我或许更加不幸的老同学好同学。大概在两年前，我还受托，为一位同学探问他的电话，找到了，说了几句话，知道他退休后还在无锡——无锡县报，我想还有机会见见面，等南下的时候，到无锡下车，看看他，叙叙旧，哪里知道他竟然走到我前头了。人到了七老八十，想要做的事，例如旅游、会友、写文……，不能拖，要做就快做，否则后悔莫及。
我和徐邦治都是1956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从入学开始，我和徐邦治就在一个小班（30余人，年级的三分之一），一个小组，一个寝室，所以交往比较多，相处比较融洽。他从入学起就担任小班的团支部书记，我起初担任过支部委员。1958年，我打了右派，但和他仍然往来，只是有所避讳。进入大四，1959年秋季开学伊始，有一天我吃过早饭回到寝室，突然看到徐邦治的被褥书籍被几个同学在急急地翻倒打捆。我惊讶地问：“怎么？怎么？”一个同学侧身对我耳语道：“已经被保卫科带走了。”虽然早几天耳闻他出了事，还开过批判会，不过是涂鸦不小心，被牵强附会，加上了罪名，估计只要解释清楚了，应该没有事，但没有料到这样。我们8个右派中只有3个送去劳教，他怎么会处理得这么重呢？这真是晴天霹雳，但也不奇怪，几年来这种故事即使在山大遇到听到太多了，布告栏里，开除、逮捕、劳教、判刑的学生还不是隔三差五的家常便饭吗？
（二）涂鸦涂成的“反革命”
五十年来，徐邦治的冤案成了同学们关心的话题。据我所知，关于此事，至少有三个文字版本的说法，情境细节各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是说把他随手涂鸦的文字串联成反标“毛泽东猪”而定罪。
三个版本中，凌南申同学写的《徐邦治同学的遭遇》（手稿）可能最接近事实，故录之如下：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与山大保卫处处长李文昌同志在校园偶遇，闲聊中谈到徐邦治同学在1960年的遭遇。他说，徐邦治一案是他经手办的，他当时是山大保卫处的科长。
他说，1959年，徐邦治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学习毛主席关于“大养其猪”的号召时，在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上乱写乱画。从他写的字中，可以看出有“毛主席养猪”五个字，但后两个字与前三个字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其中“养”字略小，且有些模糊。山大将该杂志送有关部门鉴定。鉴定结论认为“养”字是故意弄模糊的，以此造成一条“反革命”标语。我对李文昌同志说：我和徐邦治同学当时在一个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的号召时，老徐有些心不在焉，在一本杂志上写些什么。我记得他用的是红蓝铅笔，那种笔是没有橡皮头的。小组会一结束他一甩手就走了。他那时没有所谓“作案”的条件，“故意弄模糊”字迹说纯属主观臆断。
原来，一字误解造成了一起冤案，致使邦治学兄蒙冤受屈，令人痛惜。
1962年初夏，邦治学兄结束“劳改”，他回到山大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中文系章主任接见了他，让他立即返校和应届毕业生一起分配工作。据曾在山大校务处工作的侯善本学兄回忆，章主任的许诺是经教育部批准的。这实际上是为邦治学兄彻底“平反”了。老徐当时要求再读一年书，故延至1963年被分配去了山西省，到山西长治当中学教师。他后来被调回江苏工作，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长江之滨。
这个版本的说法可能最接近事实，因为此说出自当时的全权经办者、山东大学的保卫科长，虽然是相隔二十年后的回忆，但不致太离谱，也和我听来的印象中的说法吻合。徐邦治的冤案，是因为随手涂鸦，写者无心，见者有意，把“毛主席”三个字和另外横竖不相关的字“猪”牵强附会在一起，解读成一条“反标”，于是以反革命罪锒铛入狱。
由于上学期间我徐邦治关系较近，文革后我获得“改正”，他获得平反，他从邯郸二中和无锡县报给我来信多封，我还保存了1982—86年间的来信7封，并且1986年我和他还到常熟蒋炜（也是右派同学）家小聚过一次，我可能是能够较为准确说明他的若干情况的唯一知情人，因此我有责任与义务予以介绍。
关于徐邦治的复学，其原因可能是参照了处理右派的一种办法“保留学籍，劳动教养”3年，我们年级的王长亭打了右派就是这种处理办法，因而复读。此外，不排除校方系里也有同情他的人，对于那种穿凿附会、构陷成罪的处理有所保留，而不是表明“章主任的许诺是经教育部批准的。这实际上是为邦治学兄彻底‘平反’了”，因为他后来为平反还到北京上访过，最后还是山大正式宣布平反的。再说，这件事未必需要经过教育部批准。
（三）伟大而可怕的历史惯性
徐邦治有一个习惯：好涂鸦。他只要开会，就在手边的报纸杂志的边边角角上，信马由缰地随手乱涂乱抹，下意识地写字，写的大多是一些时下流行的熟字熟词，写过之后就随手弃置，并不收拾保藏。我从来不以之为然，但是写者无心，看者有意，看在眼里，疑在心里。发现并举报徐邦治的人，据说是同寝室的一位已经去世的同学。作为历史教训，无论这位同学是否在世，我们总应该追究一点原因吧。
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勋就是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苏联依靠专政机关肃反的中共特色：党委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肃反镇反。这种广泛发动群众肃反镇反的模式，草创于江西苏区，继承于延安“抢救运动”，发扬光大于解放后，形成了历史惯性。从镇反开始，经过反胡风、肃反、反右这些政治运动，人们的政治警惕性越来越高，越来越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之弦，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到处都可能敏锐地嗅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阶级敌人。不过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还是少数人。这位我们朝夕相处于宿舍的同学，自视出身好政治好，确实是一位左味很足的同学，具有高出一般同学的嗅觉听觉视觉，尽管口齿讷讷，专业平平，但是批判别人的时候，却是善于上纲上线，气势凌人。他成了有心人，竟然去检查、辨识徐邦治留下的涂鸦字迹，从中拼接出一条“反标”，锻炼周纳、罗织成罪。而接受了他的举报的人员、部门，宁左无右，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即使其中可能也有正直的人，起码也表示了某种怀疑，但是为“犯罪嫌疑人”辩白那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原则问题。再说，那时实行的是有罪推定，不存在什么“犯罪嫌疑人”。先定罪，后收集整理材料。你整过来，我整过去，最后，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一位整起人来心不慈不手软的人，后来竟然也被整到劳改队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