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中，新闻界吊了一条一条的大鱼，许多名记、报人打了右派，有的人他很熟悉，很敬佩，忽然一夜之间成了右派。他说，自己没有打右派实在是侥幸，当初坚决离开报社倒没有想得这么深远，只是想多读点书，做个有学问的人，现在看来这条路没有走错。他最庆幸的是自己进了大学，逃避了一场大灾大难，也因此他就麻痹大意，被人盯上了。
（七）徐邦治极为服膺高亨先生的才气
山东大学中文系以教授实力雄厚著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方面有全国著名的学者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黄公渚等五位，被称为“五岳”。当时，陆冯是夫妇，二级教授，后三位是三级教授。对于我们来说，最最幸运的是赶上了末班车，听这些大师级的教授给我们上基础课，从此以后他们就只带助教、研究生了。
当时好像没有“大师”的称谓，但我们确实视之为偶像。所谓“大师”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我们幸运地听了高亨和黄公渚两位先生的授课，他们确实是不同凡响，是用语言文字难以描摹的传道授业魅力。原来大师就是大师，不同凡响。如果你读了大学，却从来没有听过大师讲课，那应当说是难以弥补的重大缺憾。陆侃如先是因为当副校长，后来打了右派，没有上课。冯萧二位，因为大炼钢铁劳动、学生编写文学史等等原因，只给我们喂了几块压缩饼干。尽管如此，高黄二位的讲课使我们受益匪浅，永远铭记在心。听他们的课，是一种享受！
我们第一学年学习先秦文学史，由高亨先生主讲。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高先生的来路，仅仅只凭了他那胸有成竹、气势澎湃的风格，就一下子被镇住了。原来高亨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吴宓做院长的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二位至今仍然空前绝后、不可再造的国学祖师爷。名师出高徒。高先生在先秦国学研究方面那是叫人拍案叫绝。他熟悉先秦典籍，可以倒背如流，再加上金文甲骨、说文段注、训诂版本等等，叫我们目不暇接，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讲到要紧处，一句“据我考证”就暂停，镜片后的两眼一瞪，瞅着我们，右手拿着粉笔指向我们，设下几秒钟的悬念，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据我考证”的结果。引起我们最最好奇的是《诗经·陈风·月出》这首爱情诗，古今已有定论是情诗。可是经过高夫子的“据我考证”，变成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火把熊熊映照之中，“陈国的统治者，杀害了一位英俊人物。作者目睹这幕惨剧，唱出这首短歌，来哀悼被害者。”
高先生承认，古往今来，注家都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但“据我考证”，“佼人僚兮”、“佼人燎兮”的“僚”、“燎”字，不是形容女子的娇美，而是假借为“缭”，束缚缠绕，一个奴隶被“五花大绑”，“燎”则是火烧“佼人”。他说，这首诗是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活生生证明。我们这些第一次学习《诗经》的学生，听了这番高见，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你们想要登我之堂入我之室吗？好，我给你开个书目，先读10年再说。乖乖龙的龙！
徐邦治极为服膺高亨先生的才气，但他并不盲从。有些同学对比了各家说法，议论纷纷。徐邦治却能一言中的。他说，这是庸俗社会学。一句话把我们镇住了。但是他说，高亨先生发表谬论也与众不同。他太有才气了。虽然穿凿附会，但那种理未必直，气却雄壮的气魄，谁能学得来？
《诗经》是我们入学之后第一学期的课。我们许多同学根本不知道何谓“庸俗社会学”。如果就知识准备来说，我们年级的同学可谓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调干生社会知识较强，如徐邦治者，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文艺政治知识较多，就能说出什么“庸俗社会学”这样的专门术语。
徐邦治佩服黄公渚先生的文气。他说，黄先生自己就是魏晋风度的化身。你到他家看看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成天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连（山东大学的）房副书记他都不认得，实在难得。他成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大隐隐于市。艺术成了他的身家性命。徐邦治追求的向往的是那种超然、散淡、潇洒、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好涂鸦也是源于这种性格。
（八）八千里路云和月
徐邦治出狱后，在山大完成了最后一年学业，不是去了山西长治，而是去了河北邯郸，在邯郸二中做教师，那应当是1963年。三年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我现在保存着他1982—1986年给我的7封信。
从1982年6月5日给我的第一封来信看，应该是我先给他去信，他很快给我的回信。二十多年的分离，我们经历了沧桑之变，感慨良多，不胜惆怅。我们“平反”、“改正”之后都急迫地希望离开原地。所以主题都是谋求调动，说了许多难以调动的情况。他说：“从报上得知，同窗中成才者比比皆是，（李）逸涛、（佘）树森、朱迪、（潘）仁山、（牟）世金、（王）兴志之辈均蜚声文坛，著作丰盈，如今我已两鬓斑白，过去的抱负已成过眼烟云！真是‘往事已成空，还如梦中’，确已不堪回首了。”
1983年6月5日的信道：“目前全国改革之风颇盛，知识分子处境日益改善，我辈可余时光不多，却不能为国报效，下面关卡太多，实有寸步难行之感。”
1984年3月12日的信道：“我的处境诚如你所说，迄今毫无改变。对于我辈调动之控制封锁极为严密，若非有关系，只能望洋兴叹。……我期待有机会能与你相唔，届时畅谈，亦一乐事！”
1985年1月22日信道：“昨天我从无锡回来，拿了无锡县人事局调令，同意接受我去无锡县报社报到。报社就在市内，人较少，规模是县报，但由于离南京近，故我也就确定了。”
1985年5月6日信：“我和爱人及孩子于四月下旬来无锡，爱人分配在县医院工作，两个孩子在市内中学读书。我在报社新闻组工作，因情况不熟，目前主要是在家编辑稿子，很少下去采访。……如你来山大，见到老同学均请代问好。蒋炜兄在常熟何处，亦盼告之，俾有机会去看望。你如南下亦望来找我。”
1986年1月1日信：“报纸工作比教育轻松些。半年来我对外发稿数篇，有五篇在中央一级报纸上刊出，只感笔力不健，写了不少废品。”
1986年6月2日信——这时我已调进山东大学附中——道：“我来无锡已近一年，工作尚可，惟系小报，仅限于一县之内，加之住房尚未解决，故处境与兄相比，尚略逊一筹。……齐鲁老友想来均无恙。时光匆匆，吾侪均入老境，再能聚首亦复不易，以我在锡之地，江苏校友亦有十人之多，然亦未能见面。只有再看机缘吧！”
摘录了徐邦治的信，叫我又回眸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我们从十几岁“参加革命”的翩翩少年，忽然变成了革命对象，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经革命之风雨，见斗争之世面”，历经坎坷，九死一生，总算成了幸存者。一句古诗涌上我的心头：“八千里路云和月。”
（九）三十功名尘与土
1986年夏天我和徐邦治邀约到常熟蒋炜家相聚了一次。我从上海去，徐邦治从无锡去，当天往返。入学开始，我们都在一个班，相处也比较融洽。我们三个人，大难不死，得以相聚，也算是人生不幸之中的大幸。
蒋炜这时已经成了县政协委员，入了党，工作上也是重点骨干。常熟本来是鱼米之乡，沙家浜所在地，此时入全国百强县前5名，老百姓富得一塌糊涂，普遍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蒋炜介绍起来眉飞色舞。蒋炜的一些老同事不少已身居县里高位，他本人在县里也可以属于“元老辈”的干部，所以人脉很通广，办点私事也很灵光。女儿在苏州大学做团委书记。他有点志得意满，心宽体胖。蒋炜已经不是那个精瘦精瘦的小伙子了。蒋炜对于回常熟甚为满意，非常注意研究饮食，对于招待我们的菜肴每一道都有讲究，鱼虾蟹肉，从选料到烹调，都能讲得出名堂，夫人掌锅也很有门道，他成了一位美食家，我们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常熟风味的美食。
酒酣耳热中，徐邦治徐徐述说了他的一些经历。文革中他被学生斗得死去活来，打折了手指，全家人被撵到教室楼梯的底下栖身。为了平反他到北京上访，晚上就摊开报纸睡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平反后，几经周折，终于调到《无锡县报》。无锡是全国百强县之首，经济状况较好，所以也还有施展新闻才能的余地。但是，离开新闻工作已经30年了，社会情况，人际关系，大为改观，县报和《青年报》的对象任务也截然不同，所以这一年多也才熟悉过来。他后来去上海遇到早先的同事，已经做了《解放日报》《文汇报》的领导，自然欢迎他去，但是重新安排家属工作，孩子上学，以及住房，也不容易，自己已经年过五十，所以也就放弃了再进上海的诱惑，庸庸碌碌，了此残生算了。
提到庸庸碌碌，蒋炜说，我们从进山大到现在，30年了。你们那时想到了今天吗？这30年，我们岂止是庸庸碌碌？我们学习保尔的话，人的一生要怎样怎样度过，可是真正安于庸庸碌碌的人倒是可以太平，就像文革中的逍遥派。不想庸碌的人，大多遭遇不幸，凭了几句话，就把你戴上什么帽子，打进地狱，这就叫革命？这样的革命算什么？这30年我从学习做牛鬼蛇神开始，一方面是人模狗样地做老师，一方面是低三下四地做右派，双重人格，双重心理，慢慢地学会乐天安命，逆来顺受，笑在脸上，痛在心里。现在似乎回到了人世间，但是黄金时代已经付诸东流！
我说，蒋炜呀，你别不知足了。多少人打了右派之后，老婆离婚，恋人吹灯。王寅仙和你不吹不弃，也就难得了。
我请蒋嫂过来，共同为她和他们的幸福干杯！
蒋炜说，你们二位也算幸福的了。多少人家破人亡之后，至今孑然一身。寅仙，来，我们也祝福他们！
徐邦治说，虽然三十功名尘与土，但是我们终于熬过来了，还有了一个家。大家共同祝福吧！
我说，蒋炜，你三十年前的一个许诺今天没有兑现？
他睁大了红丝丝的眼睛，问，什么？我许诺过什么？
我说，那时，你总是吹你们常熟有一家叫花鸡，多么有名，多么味美，要请我来品尝。忘了吧？
啊，啊，真是忘了，下一回，留有余地吧。
吃完饭，我们还到照相馆拍了照片纪念，然后高高兴兴地告别。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下一回。蒋炜也是死于心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