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西藏的政治改革可能需要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不能固步自封，更应该克服阻力。2016年应流亡藏人议会的邀请，由国际西藏议员网路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协调，藏人人权与民主中心协助的“西藏流亡选举观察团”（ Tibetan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成员包括欧洲、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义大利的现任或前任议员，依据国际民主选举标准对流亡社会选举规则作出观察后正式提交的评估，已经明确提出了僧尼的“2 additional votes”（额外两票）选举本教派代表，应修订为贯彻“one person, one vote”（一人一票）。但迄今过去十年，问题依旧。
今天对流亡西藏而言，政治改革先不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创新，也无需先解决目前代议制暴露的诸多缺陷，因为本体问题一目了然，只需先达到最低的改革条件——把“人作为公民”放在“人作为宗教成员或祖源地区成员”之前，让流亡西藏的民主从历史象征的外壳转回现实共同体的政治。按照当代民主的基本标准，废除议会中的宗教席位，废除宗教身份带来的附加投票权，废除三区固定代表名额，使所有成员首先作为平等公民进入政治程式，实行真正的一人一票。在此基础上，再按现实社群、现实居住地、现实人口分布来组织代表选举，或在地方代表之外设定一部分面向全体选民的整体性席位——当满足了这种最低改革条件，流亡西藏也就能获得可以回应现实的民主基础。
在这一点上，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作出了最具历史分量的示范。历史上的达赖喇嘛同时是西藏宗教与世俗政治的双重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也长期在流亡西藏担任这种角色。进入二十一世纪，达赖喇嘛主动进行权力转移，2011年正式将世俗权力转交给民选领导人，结束了达赖喇嘛兼具宗教与世俗领袖的三百六十八年传统。这个举动本身，就是流亡西藏现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改革象征。它说明，哪怕是最具历史正当性、最具宗教威望、最能代表西藏连续性的身份，也可以主动退出世俗权力，把政治还给民主程式。由此不仅体现了达赖喇嘛个人的崇高道德，更是体现了宗教与民主各归其位的现代原则。
然而达赖喇嘛本人退出后，议会制度仍然保留僧侣集团的特殊政治地位，政教分离的改革就只能说完成了一半，甚至会在逻辑上显得自相矛盾。这时的改革应该由身处议会宗教席位的僧侣代表承接下来。既然达赖喇嘛本人都已放弃世俗权力，议会的宗教身份特权就更没有不可放弃的理由。达赖喇嘛的退出已经把“历史象征是否必须继续占据现实权力”这个问题回答完了：最大的历史象征已经退出，其他宗教人士只应再接再厉，主动结束议会的宗教特权，才符合达赖喇嘛确立的历史方向。
至此结论是，流亡西藏的政治改革，首先应当沿着达赖喇嘛已经启动的宗教退出机制继续往前走。这不是削弱西藏传统，不是否定宗教在藏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恰恰相反，是把宗教从世俗权力竞争中解放出来，把民主从身份特权中解放出来。当具有超脱心的宗教代表主动从议会退出，地区代表的退出就更容易水到渠成。流亡西藏的政治现代化就此拆除最后屏障，也就有了新的起点，去寻求更符合西藏未来的民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