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一种制度有没有历史象征意义，不能替代它有没有现实政治效能。流亡已近七十年，越来越多选民出生在印度次大陆，或成长于欧美、澳洲及其他国家；此时继续以历史地区作为议会主轴，能够维持历史叙事，却越来越难以形成现实问责。议员名义上代表“地区”，实际却未必面对一个真实存在的公共领域。于是制度储存的更多是象征的外壳，而不是政治的实质。
更重要的是，这种地区划分还带来另一个常被忽略的后果：它并没有把流亡藏人真正凝聚为一体，反而在海外社会中不断复制和制造并不真实存在的内部边界。流亡藏人本来是在共同流亡、共同语言文化、共同政治命运中的整体，并不生活在卫藏、康、安多的现实空间中，可是制度却要求人们进入选举时首先把自己理解为从未到过的某区域成员。结果便是，本来应当在流亡处境中逐渐淡化的历史区分，反而被制度重新强化，变成一种不断被提醒、被登记、被动员、被竞争的身份标签。
这种人为地把海外藏人分割为若干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区域，更像一种被制度制造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现实的社会共同体。问题不只是这种想象是否空泛，而是它一旦进入竞争性政治，就会在席位分配、候选动员、社群站队和政治话语中被不断放大，最后变成事实上的心理边界和政治边界。
这对流亡西藏自身的团结，不但没有积极意义，而且有害，没有让人们更接近“流亡藏人”这一共同身份，反而不断提醒人们“你属于哪一区”。一旦这种区分与选举利益结合，会转化为现实政治中的动员资源和冲突资源。名义上是维护整个西藏的历史轮廓，实际却是在流亡社会内部持续制造不必要的内部分类，并把这种分类合法化、制度化、竞争化，滋生猜疑、隔阂与矛盾。对一个没有主权疆域、主要依靠共同认同维系的流亡社会来说，这种做法尤其危险。
当故土分区的象征功能无法转化为现实政治能力时，象征本身会开始反噬制度——被既得利益者拿来当作拒绝改革的盾牌。本来应该公开讨论的制度问题，被套上政治正确的外衣；本来应该被检验的代表机制，被包装成不可触动的祖源忠诚。这时，历史叙事被用于冻结现实改革。制度已经不再主要服务于“历史象征”，而开始服务于“社群既得利益”。
如果一种制度只能靠维持身份加权、维持脱离现实的配额来证明历史上的曾经存在，那它暴露的只是历史叙事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空洞化。当象征脱离现实，就会变成仪式；当仪式不可批评，就会变成权力工具。
1949年蒋介石政权迁移台湾后，长期维持“整个中国”的宪法代表结构。许多中央民意代表原本是在大陆各省选出的，无法回到各省重新选举，便以“非常时期”的名义继续留任。最初是为了避免宪政机关停摆的应变措施，这届代表却一直保持在任逾三十年才被终止。值得流亡西藏借鉴的是，终止台湾的“万年国会”的判决时所指出的：非常时期的例外安排一旦被无限延长，就会从保全宪制的手段，变成损害民主正当性的根源。
把政治象征放在了在现实社会重建正当代表关系的前面，结果就会是国家叙事越来越宏大，现实代表却越来越空洞。最终，这种不回到现实生活基础的代表结构，未必能有效地维系其所声称象征，反而可能制造三种危害。第一，把本应属于全体公民的平等政治社群化、宗派化，使民主无法从传统身份中脱离出来。第二，把现实社会中的代际变化、全球流散、居住地差异，都压在祖源地区和宗教传统之下，造成代表性日益悬空。第三，让既得利益者能够不断借“民族大义”阻止制度改革，把任何批评都污名化为政治立场错误。到了这一步，储存的其实只剩下某些群体在传统名义下继续占有政治通道的能力。
一个流亡共同体若真想证明自己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就不能长期依赖前现代社群配额和例外性代表机制。越是长期流亡，越需要让制度证明，它不是靠纪念故土而存在，而是靠现实中的公民意志而存在。真正能够支撑民族延续的，不是僧尼的额外两票，不是祖源地区的固定十席，也不是把海外新世代排除在核心席次之外；而是制度能否在历史记忆之上重建平等、可更新、可问责的公共代表关系。继续拒绝面对这一点，最终损耗的不只是民主的质量，也会是它自己最珍视的政治正当性。
流亡西藏本身不控制领土，也不掌握国家那种强制性的法律与行政机器。它的凝聚力归根结底只能来自两点：一是道义上的公正；二是现实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其现行体制把流亡社会中本应透过公正程式和现实协商来解决的利益冲突，转化为披着民族大义外衣的身份对抗。面对如此表述，妥协会显得可耻，改革会被污名化，批评会被指控破坏团结。结果是民粹化情绪动员压倒公共理性，社群化分裂日益加剧，一部分人会越来越激烈地投入这种竞争，更多普通成员会厌倦。因为他们会发现这套制度既不能真正代表民族，也不能公平处理现实问题。在主权国家内部，公民通常没有退出国家政治的选项；而流亡社群却不是一个无法离开的主权体系，退出是最简单的选择：不投票、不关心、不参加、不再承认其与自己现实生活有重要关系。对一个领土主权、没有强制国家机器的流亡共同体来说，这种冷漠比公开冲突更危险，它会让制度只剩形式，让民族只剩名义。失去人心，就是最实质的瓦解。
三、回到一人一票：宗教特权的退出与制度重建
现代民主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宗教特权化，原因是：
1.民主的合法性来源与宗教权威的来源不同
民主的合法性来自平等公民的授权，来自可更替、可反对、可撤回的人民同意。宗教权威的来源则是经典、传承、戒律、神圣性、上师体系或教会结构，天然不是按“一人一票”建立，也不是为了接受世俗多数的定期审查而存在。
2.宗教特权破坏公民平等
现代民主当然允许宗教人士参选，但不能允许因宗教身份增加选票、因宗教身份而有固定议席。一旦宗教成员比其他公民拥有更多的制度入口，就不再是把所有人当作同样的政治主体。僧人而有额外票权或固定名额不是“宗教自由”而是“宗教特权”，违反平等选举的基本逻辑。
3.宗教把可协商问题神圣化
世俗政治里的争议原则上都应当可讨论、妥协、修改、撤换……但当政治立场与宗教正统捆绑，争论会变质。反对某个政策，可被说成反传统、反信仰。制度争议被转化成道德审判。政治对手不再是意见不同的人，成了“背离民族的人”。由此压缩妥协空间，陷入神圣化的派系斗争。
4.宗教权威的组织形式天然不适合充当现代公共权力骨架
宗教组织内部的等级、戒律、服从关系是其自治秩序的一部分；但民主权力面对全体公民，包括不同宗教者、无宗教者、改宗者、怀疑者、边缘群体，就不能把宗教组织的内部权威，上升为全体公民必须接受的政治权威。
5.宗教特权会腐蚀宗教本身。
很多人以为限制宗教特权是在削弱宗教，其实相反。宗教越接近权力，越容易失去它原本最有力量的东西——道德感召、精神感召、自愿追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