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达赖喇嘛本人退出后，流亡议会制度仍然保留僧侣集团的特殊政治地位，政教分离的改革就只能说完成了一半，甚至会在逻辑上显得自相矛盾。这时的改革应该由身处议会宗教席位的僧侣代表承接下来。既然达赖喇嘛本人都已放弃世俗权力，议会的宗教身份特权就更没有不可放弃的理由。
一、宗教配额、双重投票与故土分区：制度的内在张力
如果把流亡西藏的政治制度放在现代民主的标准下来看，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它始终没有真正完成从“流亡共同体的储存机制”到“现代公民平等政治”的转变。它一方面具有宪章、议会、选举委员会、普选等现代制度外形；另一方面，又把宗教传统、历史地域和流亡早期形成的社群代表逻辑，继续嵌入议会组成和选举规则之中。现行《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藏人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时又规定议会席次由三大传统地区（卫藏、康、安多）各十席、五个宗教教派各两席，再加海外代表组成。也就是说，流亡西藏的议会从根本上不是按等量公民组成的议会，而是由“地区/宗教/海外侨民”三套代表逻辑拼接的混合体制。
这种混合体制在流亡初期有其历史理由。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失去领土、人口分散、政治前途不明的条件下，把“整个西藏”象征性地储存下来。三大地区的代表安排，服务于“西藏整体仍然存在”的政治叙事；宗教教派的席位安排，服务于藏传佛教诸教派与苯教的共存和平衡。这套设计的历史功能不能抹杀。但问题也在这里：一种原本为了维系共同体而设的过渡性制度，在长期流亡、代际更替、人口全球分散后，被继续当作民主制度本身，其历史合理性便变成现实中的制度负担。
最明显的问题，是宗教代表进入议会并获得制度性额外权重。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37条，五教派各有两名议员，意味着宗教共同体不是作为普通公民社会中的结社存在，而是被写入立法机关的结构。而且在实际选举中，僧尼不只是像其他人一样参与对一般议员的投票，还能为其所属教派的两名代表投票，因此拥有“额外两票”。
这带来的第一个民主的根本性问题：公民权不是等量的。《流亡藏人宪章》第11条确认成年公民普遍拥有选举权，但在议会选举的具体制度中，公民不是作为同质个人进入选举，而是先被置入不同社群身份中。普通世俗藏人只有一般投票权；僧尼则在一般投票之外，还拥有宗教代表投票权。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宗教身份本身成为政治加权来源，宗教身份本身构成了立法权的一部分，并赋予额外选举权重。对于现代民主，选票平等原则就此受到结构性削弱。
第二个问题是宗教与立法之间的边界长期模糊化。宗教人士作为普通公民参选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流亡西藏的制度不是让宗教人士以个人身份进入竞争，而是让宗教教派以固定名额进入议会。这样一来，议会内部的一部分席位不是围绕公共政策、社会议题、财政监督、教育福利等现代政治议题形成，而是围绕宗派归属形成，强化的是教派，不是公民。其结果是，议会内的一部分合法性基础不来自公共讨论，而来自宗教身份。这对一个以“民主”自我标示的政体而言，是无法回避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以卫藏、康、安多三大传统地区为基础的议员分配，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基础。经过数十年流亡，选民多数并未在其“所属地区”生活过，甚至不在那里出生。所谓的“所属地区”不过是家族来源、祖辈记忆或政治身份的分类，而非现实生活经验、地方利益结构或实际公共事务空间。这样产生的代表关系天然带有悬空性：议员代表的到底是现实中的社群，还是被继承下来的故土名称？选民投票表达的，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政策诉求，还是流亡共同体中的历史认同？两者不是一回事。
故土分区在流亡早期的作用，是把被摧毁的西藏政治地理在流亡中重新拼起来，借此维持民族整体性的象征。但随著时间推移，这种分割槽越来越像一种政治谱系的继承机制，而不是现实社会的代表机制。这种“整个西藏”的象征轮廓削弱了议会与现实人口分布、代际经验、社会问题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造成代表性错位：制度名义上代表地区，实际上代表祖源。这种错位持续损耗议会的现代性与可问责性。
第四个问题，是这套制度在流亡人口全球化后，形成对不同地域藏人的不平等待遇。CTA（藏人行政中央）官方选举网站写得非常明确：居住在外国的藏人，若不在印度、尼泊尔、不丹，不能参加省区席和宗教席的选举，也不能在这些席位上参选。也就是说，欧美、澳洲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流亡藏人，虽然也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却被部分排除在议会主干结构外，只能选举海外代表席，不能平等地进入制度核心的三区席与宗教席。使得分散并国际化的新一代流亡藏人，比旧聚居区藏人的政治参与范围更窄，形成对共同体内部的新生代和现代性成分的排斥。
从制度性质说，流亡西藏的民主把前置身份放在了公民之前。在当代非神权国家中，宗教人士因宗教身份而在立法机关中获得当然席位已然罕见；而像流亡西藏既保留宗教席位，又让宗教人士在一般投票之外再拥有额外投票权的做法，几乎绝无仅有。因此就现代民主的普遍逻辑而言，流亡西藏的政体是一个把前现代社群代表和现代选举外壳拼接在一起的异常案例。这种把政治问题社群化、把公共讨论身份化、把议会变成各传统之间的平衡装置而非真正围绕现实进行平等协商的立法机关，难以生成真正现代的公民政治。
二、从历史象征到身份特权：制度如何偏离现实社会
为这种制度的所做的辩护，通常提出的是看上去政治正确的理由：这不只是选举技术，而是在制度上持续宣示西藏是有自身历史疆域、内部区域结构和宗教文明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议会必须保持这个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