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06年，我担任《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同时在山西大学兼职授课，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一个新闻线索：山西大学外文系教授曹石堂先生一生经历坎坷，事迹感人，你们报纸可以报道一下。我听了觉得挺有新闻价值，立即派特稿部记者翟少颖前去采访，小翟三次上曹宅采访，撰写出一篇几万字的“新闻故事连载”稿件。我修改润色后，亲拟新闻标题，在《三晋都市报》连载10天，读者好评如潮。原稿文笔优美，情景交融，由于篇幅过长，我将这篇稿件浓缩如下，以飨读者。
青年曹石堂
侵华日军收养他长大
1929年2月18日，曹石堂出生于山西省沁县南石侯村。1岁时，父亲病故；4岁时，身染重病的母亲，以一副银锁两丈土布作聘礼，给他订下一门“娃娃亲”。7岁，母亲去世。曹石堂成了一个孤儿。开始，“老丈人”接他到县城家中照养，可他忍受不了“丈母娘”的刻薄和两个“大兄哥”的欺负，逃回自己家，在一个本家堂兄接济下艰难度日。
抗战爆发，1939年冬，一支日本铁道部队进驻沁县南石侯村，修筑太谷到潞安的铁路，中队长山本角松和他的队部就设在曹石堂家中。这是一支工程部队，部队中不少人来中国前，接受过高等教育，开过公司或已娶妻生子，种种因素令这些人对战争有着发自内心的不满和厌倦。看见小石堂没爹没娘，便留他干些帮灶、送饭、擦皮鞋之类的活儿，同时把剩饭剩菜给他吃。
不久，曹石堂随山本队驻防到石家庄。在这里，发生过两件事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第一件事，他进日语学校读书期间，山本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在日本人开办的“石门建设事务所”晒图。曹石堂跟他的同事、一个长他两三岁的中国男孩发生冲突，两人扭打在一起，对方头破血流，他自己也多处挂彩，哭着跑回山本中队。孤儿曹石堂性格中突然流露出的“武士道”精神，令山本角松大为不安，狠狠教训了他一通，再不准他去上班，学校没课时，就待在家中学习。
第二件事，一天，他在房中看书，忽然听到外面一声枪响。他悄悄爬上墙头张望，只见山本中队一名士兵趴在乒乓球台上，一动不动，周围乱作一团。事后得知，死者是大学毕业生，长期以来，对战争不满和对家乡的思念，让他抑郁不堪，于是开枪自尽了。多年以后，得知山本角松本人亦以同样方式结束生命时，曹石堂心中的感慨无以言表。
1942年，山本队从石家庄向长辛店开拔。与此同时，山本角松接令前往菲律宾。临行前，他将小石堂托付给新到的“少尉主计”加藤政三。40多岁的加藤政三早年毕业于日本名校立教大学，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接到征兵令后，他不得不将公司关闭，来到中国。看着眼前中国孤儿，他便想起自己留在东京家中的4个孩子，不禁黯然神伤。上下打量曹石堂，他轻叹一声吩咐道：“搬到我的炕上来吧。”从此，13岁的小石堂便与加藤以父子相称，正式拥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加藤太郎”。到长辛店后，加藤又将小石堂送进当地一所日本人开办的子弟小学。
1943年，加藤政三退役返回日本。很快，山本角松从菲律宾返回，小石堂又回到山本身边。此时，小石堂正读小学5年级。加藤回去后不久，给小石堂写来一封信，大意是：回来后，我看到自己的4个儿子便会想起你，非常思念。我已经和老婆商量过了，希望你能来日本和我们一起生活，你如果同意，我会通知部队给你办手续。
征得山本角松同意，小石堂由一位中尉稻次悌二陪同，四处签字盖章，办理“渡日证明”。期间，稻次悌二派人陪小石堂回了一趟沁县老家。那天，听说“失踪”4年的小石堂回来了，他的奶妈和“老丈人”匆匆赶来，“老丈人”要求小石堂留下完婚，奶妈亦哭着竭力挽留。曹石堂以“年龄尚小，读书为重”，向“老丈人”提出退婚，将其退回的两丈土布留给奶妈，含泪告辞。临走时，同行的日本士兵在曹石堂家门上钉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此人赴日留学，任何人不得损烧此房。山本队”。
阎锡山曾资助他学费
1944年，15岁的曹石堂抵达日本，和养父加藤政三团聚。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末期，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仍不愿放弃最后的挣扎。一周后，加藤再次接令，重返中国战场。这个消息对初到日本人地两生的曹石堂犹如晴天霹雳，他哭着要求同养父一道返回中国。
加藤也措手不及，自己这一去生死未卜，妻子一人养活4个儿子已经吃力，何况再多一个小石堂？他紧急联络各位亲友，希望在他前往中国期间，有人替他照顾养子。加藤有个哥哥在沼津市开一家化肥店，将曹石堂接回他家。他们夫妇只有一个两岁的儿子，负担远比弟弟家轻。曹石堂在沼津市住了一年，其间小学毕业，考入当地的商业学校（相当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