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入主白宫，最初他并没有自己一套清晰的外交政策议程，他唯一能够明确的是，像罗斯福那样将威尔逊主义作为自己默认的道德选项，期待通过坚持美国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来落实罗斯福对战后秩序的宏大设计。杜鲁门上任之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保留罗斯福政府的所有班底，继续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既定政策。约瑟夫·奈认为，把杜鲁门描绘成“傀儡”的评价是忽略了其对美国在世界上应发挥作用的道德视野，“杜鲁门拥有威尔逊一般的美国例外主义视角，这种视角在对苏遏制路线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威尔逊主义的道德视野来评判杜鲁门总统的战后对外政策，的确可以发现美国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并非如丘吉尔所讽刺的那样，只不过是“美国的伟大幻想”，而是具有促使杜鲁门政府迅速从对苏联的合作政策转向遏制政策的巨大精神动力。梅尔文·莱弗勒在其《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这部重要著作中就认为：“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并非天真之人，在战争刚结束时，总统就对国会发表了几场演讲，他在其中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以及善意和善行之上’。”杜鲁门还没有愚蠢到用纯粹的道德说教来感化苏联统治者，他很清楚1945年之后的美国在世界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超群地位，二战的胜利再一次确认了美国价值观——个人自由、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美国人深信能够按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塑世界，并创造一个美国世纪，而要完成这一使命，则有赖于美国果断地发挥一种“权力优势”。杜鲁门能够迅速接受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表明他能够相当务实地把“遏制”视为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均势政策。从1945年起，杜鲁门政府携手英国在欧洲范围内对苏联的扩张趋势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该演讲被公认为是“杜鲁门主义”的正式出台，是总统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冷战宣言。杜鲁门主义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美国联合英国对当时发生的希腊和土耳其危机进行干预，在国会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让大批美援进入这两个国家，稳定当地经济以避免两国沦为苏联势力范围，坚决阻止波兰模式在欧洲的关键部位重演。杜鲁门主义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在1947年7月实行“马歇尔计划”，美国政府在四年时间里，向欧洲“民主国家”提供130亿美元的庞大援助，旨在通过财政援助和技术支持来重建战后破败的欧洲经济，通过发展经济以彰显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杜鲁门主义采取的第三个行动，是在1949年4月4日，由美国、英国等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旨在集体防御苏联的军事同盟，决心根据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原则来捍卫欧洲的共同遗产和人民的自由。美国和欧洲的媒体普遍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杜鲁门主义抵制共产主义的决定，其重要意义被视为不亚于门罗主义和决定反抗希特勒”。
杜鲁门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在欧洲全力应对斯大林主义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挑战，却放任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彻底溃败而任由中共政权取而代之。当美国对华政策在坚持理想主义价值观和限制现实主义干预政策之间来回摇摆时，它既没有深刻地认识盟友（国民党），也没有深刻地认识敌人（共产党），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邹谠所说的那样：“一个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却受到了悲剧性的后果。这个政策就是缺乏与自身利益相关联的估计作基础，就是没有得到能跟高尚目标相称的军事力量的支持。”杜鲁门主义在中国，几乎就是失败主义的同义语，按照顾维钧的说法，远东问题和中国局势对美国的意义和影响要远比希腊重要得多，“如果杜鲁门主义要付诸实施，那就首先应该在中国实施，至少也应同时实施于中国”。恰恰就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在中国实施杜鲁门主义，才使得苏联推动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张：
您的书提到了埃德加·斯诺。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西行漫记》向世界首次揭开了陕北苏区的神秘面纱。您在书中的切入点并非评价斯诺与中共的个人友谊，而是聚焦于信息传递与决策影响，您认为以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美国决策层对中共的“误判”？
荣：
美国公众的看法往往是舆论引导的结果，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新闻媒体作为国家的“第四权力”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代政治文化氛围中，由民主党政府执政的美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左派国家”而不是“右派国家”，主导公众舆论走向的人并不是卢斯这些右翼新闻大鳄，而毋宁是赛珍珠这样的左翼作家和诸如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左翼记者。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和认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以及诸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前妻）、哈里森·弗曼、甘得·斯坦和安那里·雅各比这些左翼记者关于中共的各种报道。这些文化人对美国和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均持左翼立场，他们未必具有传教士“二代”那种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弥赛亚式情结，但共产主义的救世主理论或多或少对他们有深远影响，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不仅为美国读者描绘了一个红色中国的轮廓，而且引导美国公众舆论走向左翼政治文化对中国的一种特定理解——把同情中国与同情中共及其军队联系起来，进而把后者塑造为改变中国和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新的解放力量。正是这批左翼记者来到中国，不是像传教士那样给中国带去福音书，而是通过他们的报道把关于红色中国的信息传回到美国，由此不仅型塑了美国大众舆论对中国的认识，而且对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费正清认为，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状况有基于切身经历的认识，更不必说对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有细致入微的直接观察。值得注意的是，斯诺关于红色中国的系列性报道首先是在右派杂志上（如《时代》）上发表，具有超党派性，其公共宣称效果更有助于在美国舆论世界中树立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正面形象。在斯诺的身上，体现出一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和一种亚洲式的激进主义的紧密结合。就理想主义而言，斯诺在观察和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动机时，始终没有忘记用美国向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的传统价值观作为分析问题的框架，他把中国共产党人视为民主化改造中国的有生力量，认为他们远比国民党南京政府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就激进主义而言，斯诺从中共领导人身上看到了自太平天国以来的一群真正具有坚定信仰和斗争意志的革命者形象，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看到了“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无论在大自然、上帝还是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红军的史诗般的远征经由斯诺的描述和总结，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也成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其革命意义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