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的书不仅打动了普通美国人的心，更重要的是对那些负责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要人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罗斯福总统就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认识”了斯诺，并把斯诺列为他在战时的非官方海外情报来源之一。从1942年到1944年，罗斯福曾先后三次与斯诺主动会面，自称由他来“采访”斯诺，“一个接一个地谈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话题极其广泛。虽然难以准确估量斯诺与罗斯福的对话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究竟会产生何种实际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斯诺在书中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迥然不同的评价基本上是被罗斯福所认可。在1944年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罗斯福明确告诉斯诺，美国政府应该同时与中国的“两个政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合作，“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凑到一起为止”。斯诺对此评价道：“这最后一次谈话反映出总统对蒋介石的冷淡态度……蒋介石一意孤行，引起了总统的警觉，他密切注视着蒋的军事和政治家族内部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和昏聩无能等令人厌恶透顶的详情末节。”总统及其下属对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描绘的中共红军形象，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读了该书后告诉斯诺以前的一位燕京大学同事：“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像红军那样，经受住长征期间及其后的考验”，他“必然无敌于天下”。
张：
您在第四章谈到了乔治·凯南和谢伟思（JohnService）。作为冷战遏制政策的奠基人，凯南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最大“认识盲区”是什么？
荣：
凯南的“遏制”理论堪称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经典理论，他本人也堪称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大师级人物。他在1946年2月22日以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身份向美国国务院发送一份长达8000字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电报表达了美国对苏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看法：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苏联制度本身之内，本质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与旧式沙皇扩张主义两者的混合体。他真实地揭示出苏联政权的本质——一个完全无视人类基本价值准则的极权体制，由于惧怕西方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而必定采取敌视西方的立场，无法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平共处。美国的任何道德说教或甘言美语，都改变不了苏联政权的反人类本性。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为杜鲁门主义的诞生、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另一份被认为是延续了凯南遏制政策的重要文件——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创造了最重要的理论前提。很显然，凯南“遏制”苏联的现实主义外交理论及其政策，是有着深刻的理想主义动机，体现出美国固有的价值观。遏制的进程更像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制度和价值观的竞争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苏美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国总体价值的考验。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达到其民族之最好传统，并证明其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存在。”深信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最终能战胜苏联的极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恰恰是美国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所以，基辛格才会认为，仅仅把凯南视为一个地缘政治家是大大贬低了他应该享有的历史地位，凯南的现实主义没有背弃而是坚守了美国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
从凯南的“遏制”理论视角来看谢伟思的中国战时报告，两者的显著差距既在于一种现实主义的事实判断，也在于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判断。凯南之所以主张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是基于对“苏联行为的根源”的历史性分析和价值批判，从苏联制度得以形成的意识形态、独裁政权运行的基本机制和社会基本构成诸方面，证明了苏联的外交政策不会表现出对和平稳定的热爱，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友好共处的可能性。然而，以谢伟思为代表的所有“中国通”们不仅缺乏凯南式对共产主义运动本质的深刻认识，没有从国共之争的背后洞察到美苏两种制度与价值观之争的深远意义；而且也没有遵循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准则，在所谓的事实观察和调查报告中，倾注了充满个人价值偏好的预设立场，对国民党的厌弃和对共产党的赞美，均缺少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缺失了普世价值观指导的现实主义外交，必定沦为一种目光短浅的、自以为是的地缘政治博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把握不住历史发展的方向，最终迷失在人类的价值黑洞之中。
凯南的“遏制”理论因为深刻地把握了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而青史留名，他对斯大林独裁政权毫不留情的批判，既体现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制定外交政策中的决定性意义——美苏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也彰显出现实主义外交在处理具体的地缘政治冲突中所具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用“遏制”理论来“对勘”谢伟思、戴维斯等“中国通”们的“延安战时报告”，可以发现两者的差距犹如云泥之别，后者因为缺失了自由主义价值观而让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现实主义外交沦为了自欺欺人的政策。
凯南的重大失误在于，他没有一以贯之地将“遏制”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及远东形势的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马慕瑞和戴维斯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观”和“中共观”，既没有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重要性，也没有深刻把握中共与苏共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一致性，以及中共在苏共的指使和支持下向远东地区扩张态势的严重性，由此对中国和中共做出了双重误判。另一方面，凯南在“遏制”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源于他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立场的动摇，他对美国自由民主理念的诸多批评，将自由主义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主要思想根源，以及主张美国“退出”中国内战、“退出”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的确如保罗·希尔所批评的那样，“一反常态的短视和不现实”。如果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执行凯南的东亚政策，美国在“失去”了中国和朝鲜之后，很快就会再次“失去”韩国和日本。朝鲜战争终于惊醒了美国人，正像艾奇逊和他的助手们后来认为的那样，“朝鲜出事了，把我们救了。”美国由此进入了全面落实1950年4月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68）的关键时期，该文件明确主张：第一，反对与俄国进行谈判，因为强迫克里姆林宫“显著改变其政策”的条件还不够充分；第二，研制氢弹，以便抵消苏联在1954年前可能会拥有有效的核武器所带来的影响；第三，迅速发展常规武器，以便在不必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保全美国的利益；第四，大幅增加税收来支付这种新的、代价高昂的军备设施所需的费用；第五，动员美国社会，包括由政府在美国民众中营造关于“牺牲”和“团结”的必要共识；第六，建立由美国人领导的强大的同盟体系；最后，通过“使俄国人民在这项事业上与我们结盟”来从内部侵蚀“苏联极权主义者”。此时的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苏联采取的外交政策已不限于“遏制”了，而是想要取得对苏联的一场彻底的胜利。这意味着凯南在国务院决策机构中退场的时刻到了，其结局是：“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要比凯南曾预想或支持的更加广泛、更加军事化。它标志着凯南梦想破灭，最终离开美国官方远东政策的制定。”
张：
您在书末提到“只有直面真相，才能走出历史的迷宫”。您最想对现在的美国决策者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表达什么呢？您希望这本书对读者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回到目前的中美关系。以您对那段中美关系的深入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中美关系紧张的局面？中美会因为台湾问题而注定一战吗？
荣：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说过：人们惯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此话可谓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本书能否对中美领导人制定两国政策产生积极影响，我不抱希望，本书的价值或许只在于还原历史真相。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重启两国正常交往，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人——从总统到将军、外交官、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有助于中国成为一个与美国一样的宪政民主国家，但现在两国关系却面临着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担忧的“注定一战”的局面。这个情况表明，重新研究美国为何“失去”中国，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失去”中国，何尝不是中国也“失去”了美国，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脱钩，究竟是美国人的觉醒，还是中国人的重大失误呢？艾利森引述了李光耀对中国的两个基本判断：首先，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如果它这样做，就会崩溃”。其次，“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纳，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这意味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重新强大起来之后，既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不会成为一个西方式国家。美国人原来一直期待中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和融入世界体系之后，会自然变得“更像我们些”，如当年西奥多·罗斯福按照他的喜好来塑造“我们的半球”一样，事实证明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中美两国在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上几乎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性，能够让两国领导人坐到一起的就是所谓的“两国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如果没有价值观上的基本共识，两国的共同利益又何以能够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自20世纪以来，从理想主义的目标到现实主义的利益，从地缘政治的盟友到意识形态的敌人，从互惠互利的合作到重塑世界秩序的冲突，几经周折，来回反复，最终仍然无法和平共处，以致难免“注定一战”的局面。中美之争的性质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必然冲突？基于权力和利益之争的大国冲突，可以通过诸如谈判、协商、交易、妥协等非战争方式来实现各方力量的战略平衡，但基于价值观和制度之争的大国冲突，或许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艾利森所说的中美两国的结局可能更接近于英国和德国在二战的遭遇，而非英国和美国的“大和解”，是他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最精辟的看法。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从根本上看，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之争和制度之争。历史远未终结，共产主义运动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人为正确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已经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历史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重犯一次新的错误来为真理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