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
访谈录
说明：拙作《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去年7月由联经出版社出版。该社在发行语中认为：“在今日中美关系再度处于对抗与接触的十字路口，这本书提供的不只是答案，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如何在误解中制造敌意，又该如何在反思中寻求理解，也是对当下美中关系的警示”。限于发行条件，拙作在国内少量流行，并奉寄部分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征求批评意见，反馈积极。“中美印象”网编辑张娟最近对我进行邮件采访，提出的问题并未涵盖全书内容，只能择要回复。现将访谈录文本发表，由此或许可窥全书一斑。
张：
荣剑博士，您好！我是中美印象的编辑张娟。刘亚伟老师向我推荐了您的新书：《美国为何“丢失”了中国》。我觉得真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首先想问的问题是：您书中涉及的历史，已经被很多人所熟悉。您为什么选择重新探讨那段历史？您的书名《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失去”打上了引号，您可以简单的向读者介绍一下这里面的含义吗？
荣：
1949年10月，国共内战决出胜负，国民党丢掉大陆，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这是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最重大的变革，美国“失去”了中国，苏联“得到”了中国，世界由此形成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敌对阵营，这一地缘政治对立格局至今没有根本改变。中美两国当下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全面竞争态势，是美国“失去”中国之后中美关系演变的必然结果。从1949年年底起，美国国会以亲蒋介石政府的共和党人为主体，追究谁应该为“失去”中国负责，为此展开了广泛而持续的调查、辩论和政党斗争，期间涌现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把严肃的政治和道德追责引向了一场政治迫害运动，最终使得“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这样的问题没有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获得应有的反思。本书是对这一历史公案的再思考，从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威尔逊主义）、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罗斯福和杜鲁门等）和左翼文人、记者以及历史学家（斯诺、拉铁摩尔和费正清等）对中国和中共的误判中，探讨美国“失去”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根源，从而对中美关系史上这个最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作出符合事实与逻辑的解释。之所以要为“失去”打上引号，是因为拉铁摩尔在为自己辩护时提出，美国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失去”中国的问题。这个质疑看似合理，但在历史学家邹谠看来，“失去”是有特定的含义，美国政府由于没有持续实行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导致国民党丢掉了中国大陆，美国“失去”中国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最大的外交失败。所谓“失去”就是“失败”的同义语。“失去”不是在物理意义上失去主权——美国从来没有染指过中国主权，而是指美国失去了与中国的盟国关系。1949年之后，中美两国长期处在敌对状态。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美国似乎又重新“得到”了中国，中美甚至进入了“准结盟”状态（基辛格的判断）。但是，最近10年，两国关系再次逆转，按照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最新著作的说法：是中国“失去”了美国（Breaking the Engagement:How China Won and Lost America）。可见，“失去”已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特定的词汇，它意味着中美两国的互相敌视、冲突、脱钩乃至战争。
张：
您书中提到美国外交常在“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摇摆。在您看来，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是如何导致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陷入困境的？
荣：
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被两种价值观所主导，一个是由威尔逊奠定的美国道德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即“威尔逊主义”，它对后来历任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民主党总统一直自视是“威尔逊主义者”，始终是以威尔逊的价值理念推动建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且作为“终极现实主义者”（ultimate realist）的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是把威尔逊奉为偶像，主动在白宫悬挂他的肖像以表示由衷的尊敬。威尔逊主义开创了美国道德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但这一传统在现实中并非是无往而不胜的，相反，基于美国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总是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基辛格把“威尔逊主义的悲剧”概括为：“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美国民主党政府（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就是根据“威尔逊主义”而制定出来，这一政策看上去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干涉主义，和美国对欧洲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形成对比，但干涉主义只限于停留在理想主义关怀的道德层面，而缺少实现理想主义的具体措施和路径。一旦理想主义原则在现实中被破坏，美国并不尝试运用更为强硬的手段包括战争方式来维护这些原则。威尔逊主义信奉“不诉诸武力的外交政策”对于罗斯福政府在1941年前后处理对日关系和中国国内问题时均有充分体现，邹谠指出了这一点：“尽管美国的理想赋予她的远东政策以积极的和‘干涉主义的’特征，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美国的官员认为在中国打一场战争以捍卫或推进美国的利益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这个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在国共冲突中始终不愿意直接军事介入，因为它一直试图以威尔逊主义的道德说教与和平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基于美国政治长期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中心话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他把美国对价值理想的追求看作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内容，同时又把因追求理想而遭遇的失败视为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经验：“美国政治的历史就是好开头与坏结果、希望与失望、改革与反动的循环往复。”从亨廷顿的这一观察视角来看，威尔逊主义或许就是最典型地反映出美国外交理念及其政策在理想与现实、承诺与实际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鸿沟决定了作为威尔逊主义者的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在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时，必然会陷入在一种理想愿景与现实困境的深刻矛盾之中。如同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之后并未如愿以他的和平计划阻止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也没有能够按照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方案为中国创造和平，相反，他们竭力坚持不武力干涉中国事务的威尔逊式主张，在客观上为加速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失败创造了合适的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