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人士
当天赶到邓家开会的，除了当时的“政治局五常委”（赵/李/乔/胡/姚），还有杨尚昆——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列席会议。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否则他也应该参加。
另外，《八九民运史》提到李先念也参加了那天的常委会，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天安门文件》三本书则提到薄一波（薄熙来亲爹）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但两个当事人（赵紫阳、李鹏）的著作并未提及“李/薄”俩人参会。所以这俩人是否参会，存疑。有可能这俩个老家伙压根没参加这次会议，也可能这俩列席了会议，但没啥发言，导致2个当事人的著作忽略了这2个老家伙。
另外，此次会议由“邓办主任”王瑞林担任会议记录。
◇会议过程
会议开始后，邓太上皇先发话（大意是）：事已至此，众爱卿有何良策？
赵作为总书记先发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题与他前一天（16日）晚间在常委会上所说的差不多。考虑到篇幅，俺就不引用了。简而言之，他依然主张采取【怀柔】的策略来解决学潮。其中的关键点是：有必要修改《四·二六社论》，这可以大大缓解与学生的对立情绪。
当赵讲这番话的时候，邓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
赵讲完之后，李鹏作为总理第2个发言。李鹏一上来就把矛头对准赵，重点攻击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说赵紫阳是局势失控的罪魁祸首。在之前的历次常委会中，虽然“赵/李”经常爆发争吵，但李鹏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这让赵紫阳有点意外。
接下来，姚依林（王岐山的岳父）在发言中也攻击赵紫阳。其攻击的火力比李鹏更猛，甚至列举了赵的“四大罪状”，还翻了历史旧账——扯到了赵的儿子搞“官倒”。这同样让赵紫阳感到意外。
作为“五常委”之一的乔石比较滑头，说了一些“政治正确”的话，但没明确表现出他倾向哪一边。另一个常委胡启立则表态支持修改《四·二六社论》（可以看出——胡启立站在赵这边）。
几个常委都讲完，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发表了看法。他反对修改社论，同时还转述了【廖汉生】的建议。杨的原话是：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杨尚昆的发言让赵紫阳很惊讶。在本系列的第29篇，俺专门介绍过“邓/赵/杨三角关系”——杨尚昆同时与“邓/赵”二人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根据《赵紫阳回忆录》）在这次常委会之前，杨与赵私下交流时，杨一直是反对军事戒严。但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引用廖汉生的话，实际上变相支持军事戒严。
稍微跑题一下：
这个廖汉生是杨尚昆的妹夫，中央军委成员，曾当过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另外杨尚昆的亲弟弟杨白冰也是中央军委成员（同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杨尚昆本人是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共也就没几个座位，他们一家就占了3个，以至于被民间戏称为“杨家将”。
为啥杨的态度发生转变捏？首先必须说明：杨同样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赵觉得杨的态度发生转变，俺认为至少有如下2种可能：
可能性1
杨一开始确实是反对戒严。但在17日开会之前，他已经察觉到邓的立场（准备动武），当“邓/赵”出现分歧的时候，他当然要与邓保持一致。
可能性2
杨一开始就是两面派，在邓面前主张戒严，在赵面前反对戒严。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可能，（考虑到“杨家将”的特殊性）军事戒严实际上对杨是【有利】滴——六四之后，“杨家将”在朝中获得了比原先大得多的话语权，其权势一度压过新任总书记江蛤蟆。另外，经历过六四的读者应该会记得——在六四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官方的某个宣传口号是：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熟悉党国话语体系的读者，应该可以从这句宣传口号中，体会出很多信息量。
（跑题结束，言归正传）
几个与会者都讲完之后，邓进行总结性发言，要点包括：
其一，《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是正确滴，不能后退（不能改）。
其二，问题出在党内高层，尤其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邓把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直白了）
其三，必须在北京实施戒严（军事管制）
（注：《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几本书都提及上述3点）
对“戒严”的措施，5个常委的分歧很严重——李鹏＆姚依林极力赞同，而赵紫阳则极力反对。至于另2人（胡/乔）的态度，不同的著作，描述略有差异（下一个章节单独说）。最终通过某种（非正式的）口头表决，决定在北京市区进行戒严（军管）。
面对这种结果，赵紫阳无奈地表示（原话）：有决策当然比没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赵说这句话，其实已经在暗示他要撂挑子。针对赵的暗示，邓又强调了几点：
1.少数服从多数；
2.裆中央要保持一致；
3.如果这个决策错了，大家共同承担责任。
那天的“紧急常委会”在下午6点散会，除了明确要“戒严”，还明确了如下几个事项：
1.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戒严令”（请注意：赵已经被排除在3人小组之外）
2.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继续开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戒严令”
3.次日（18日）安排几个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
4.次日（18日）召开戒严工作的碰头会，由上述“三人小组”汇报进展情况
天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戒严令”算是出笼了。
★关于“五常委表决”的考据
◇不同著作的几种说法
现在，咱们来详细聊一下“五常委表决”。
“赵/李/姚”3人的态度非常明确，所以，对这3人的倾向没啥分歧。差异主要体现在“乔石 ＆ 胡启立”这2人的态度如何。
以下是不同著作的分歧：
| 著作 | 作者 | 书中记述 |
|---|---|---|
| 《赵紫阳回忆录》 | 赵紫阳 | （注：书中【没有】明确提到对“戒严”的表决； 只提到了对“修改社论”的态度，5常委是“二比二”，乔石没表态） |
| 《李鹏日记》 | 李鹏 | 乔石点头同意，胡启立未表态 （注：结果三比一） |
| 《八九民运史》 | 陈小雅 | 胡启立与乔石都弃权 （注：结果二比一） |
|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 杨继绳 | 胡启立反对，乔石同意 （注：结果三比二） |
| 《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 吴仁华 | 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弃权 （注：结果二比二） |
大伙儿瞧一瞧，同一件事情，竟然会有如此多不同的说法。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还原历史真相（尤其是关键性的历史真相），经常会碰到【众说纷纭】的情况。如果你的“信息来源”太单一，难免就陷入“偏听偏信”的误区。
另外，信息来源不光“数量”要多，【类型】也要多样化（要有不同立场，不同阵营的信息源）。比如说：俺的网盘上分享的六四书籍，既有出自“朝廷官方”，也有出自“民间”（学生＆知识分子）；既有出自“朝廷改革派”，也有出自“朝廷保守派”；既有“国内作者”写的书，也有“海外人士”写的书......
◇俺个人的分析
下面是俺个人的分析，供大伙儿参考：
1.关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
在好几本谈及此次会议的著作中，都引用了邓小平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二比二”的情况【不】太可能。俺认为：应该是“赞成”超过“反对”。
2.赵紫阳刻意淡化此事
在《赵紫阳回忆录》中有如下这段：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幺正式常委投票。
对上述这段，俺的点评是：
“修改社论”与“实行戒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及了对前者的表决结果，对【更重要的】后者却避而不谈。
假如政治局常委关于“戒严”的表决结果，对赵有利（或平局），那么赵肯定会在其回忆录中强调此事——以此来说明“戒严缺少法理依据”。
反之，他在回忆录中刻意回避了此事。那么俺可以合理推测——在“戒严”一事的表决上，结果对他不利。
3.“胡/乔”两人的下场迥异
六四事件之后，乔石继续当常委，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委员长”；而胡启立原本是作为“储君”来培养滴，却在六四之后被快速边缘化（免去各种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的头衔）。
即便不考虑六四之后的长远发展，单单看“紧急常委会”之后那一周，两人的待遇就已经有天壤之别——重要的高层会议（包括常委会），乔石依然能参加，而胡启立就被排除在外（说明胡启立也被架空了）。
仅仅几天时间，“胡/乔”两人的待遇就如此不同，很可能说明——“胡/乔”2人在这次关键会议中的倾向是【不同】滴。
如果像《八九民运史》所说——“胡/乔”2人在“戒严”的表态上一样（2人都弃权）；那么，两人的差异就仅仅体现在“修改社论”这个议题上（胡启立支持修改社论，而乔石不表态）这差异就太小了，不至于让他俩的待遇有如此大的反差。
由此看来，《八九民运史》所说的“二比一”（胡/乔2人都弃权），可能性也比较小。
因此，俺个人判断是：“三比二”或“三比一”这两种表决结果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五常委的态度——“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刚才花了很多口水分析“五常委的表决”。有必要提醒大伙儿：以当时的局势，政治局常委的态度，更多的是【形式意义】（法理上的意义）。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矮凳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关于这点，本系列已经唠叨了很多次）。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哪怕5个常委全都反对戒严，只要邓下决心搞戒严，政治局常委也拿他没办法——因为邓完全掌控了中央军委。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党国的宣传口号是“党指挥枪”，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是“枪指挥党”——在咱们天朝，得要有枪杆子（军权）才能成为党国的一把手。
◇胡启立其人
胡启立与赵紫阳一同失势后，如今知道他的人很少，今天顺便聊一下：
他出生于1929年，上世纪40年代是北大理科生（物理系、机械系）。毕业后留校干团委工作，50年代期间得到（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的赏识。在胡耀邦的力荐下，胡启立以【32岁】的低龄当选“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文革初期曾经被毛腊肉点名批评，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恢复工作。
80年代早期，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依然不忘提拔这位老部下。当时的胡启立类似“政坛新星”——以很快的速度上升。从1980到1986年底这短短6年多时间，胡启立先后干过这样几个职务：“天津市委书记、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胡耀邦倒台的时候，很多人（朝中的保守派）希望胡启立也跟着倒台。但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依然赏识胡启立，并提名胡启立进入【5人小组】。这相当于使他更上一层楼——为下一届十三大入常做了铺垫。
这个【5人小组】是啥意思捏？胡耀邦在1987年1月倒台后，当时距离下一届党代会（十三大）还有好几个月，邓提议搞个【5人小组】代行“政治局常委”的职能。因为胡耀邦虽然已经倒台（卸任总书记），但依然是常委。但邓不想让胡耀邦再插手政务了，所以就搞了个【5人小组】来代行常委职能，变相架空了胡耀邦。
【5人小组】的名单主要是“邓/赵”2人敲定滴，最终是如下这5个人：【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其中的“杨/薄”2人属于“中顾委”里面的老家伙，照例是【不】进入下一届（十三大）常委滴，剩下的3人，如果不出意外都能进常委。
到了1987年10月开十三大，胡启立顺利入常，并且是最年轻的常委；而万里出了点意外，没能入常（具体出啥意外？请参见本系列第8篇《“十三大”重新排座次》）。
按照朝廷的惯例，最年青的常委通常是作为【储君】来培养滴，再加上总书记赵紫阳对他的赏识。如果没有出现“六四”这个意外，他多半是赵紫阳之后的下一个总书记人选。
★赵紫阳的两封信
◇一封未发出的“辞职信”
由于在下午的常委会上，邓已经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赵的“五四讲话”。在场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赵的仕途实际上已经完了。
所以赵回家之后，立即让政治秘书鲍彤草拟了一份【辞职信】，并且信都已经提交到“中办”（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局。结果杨尚昆知道了这事儿，特地打电话给赵，极力劝说赵不要提辞职的事情（杨的理由是：如今局势险恶，如果总书记在这个当口辞职，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
赵听从了杨的劝告，次日（18日）又通知秘书把那封信撤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