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林批孔”风云人物杨荣国
1973年“批孔”运动中，杨荣国迎合江青等发动批林批孔的需要，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并写下了《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获得毛泽东的赞赏，写下“杨文颇好”的评语。
之后，杨荣国扶摇直上，成为大红大紫的“批林批孔”学者，为江青一伙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立下汗马功劳。
客观地说，“反孔”是杨荣国一贯的学术思想，这篇文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指挥捧下出笼，不必过分苛责。但为学界所质疑的是文章突破了最起码的学术底线，抛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幺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
当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把矛头对向周总理等老干部时，杨荣国又在其批孔巡回报告中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因此，一些业内学者认为杨荣国不仅仅是被“四人帮”利用，而是相当主动地投靠，完全背弃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五、陈寅恪得意弟子周一良
（一）作为被“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陈寅恪得意弟子，却早在文革前就与老师异趣殊途，渐行渐远。他醉心政治，努力紧跟，历次政治运动都冲在前面。文革中，他烧掉博士证书，认为“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和考验”，他还较早加入造反组织，成为少见的造反学者之一。
（二）周一良的表现得到了肯定，很快就被招入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组。他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奉献报答组织，炮制出一发发重磅炸弹，为能“服务于革命路线”而欣喜若狂。
四人帮倒台后，他面对组织的审查，面对学界的指责，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章“配合甚嚣尘上的儒法斗争，……客观上也构成'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又极力为自己开脱，以“我自己还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出力”自辩，用轻飘飘的“毕竟是书生”的太息来自嘲，用“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谈不到经验教训。”来自解。唯独缺少深刻的自省。这与同是北大教授、同样陷入梁效的冯友兰先生成为鲜明对照。而周一良先生的“一个老朋友”谴责他“无耻之尤”，被一些人认为也不算过分了。
六、左翼诗人袁水拍
“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成了重点打倒的“大判官”，曾自杀未遂。73年以后，五七干校的人陆续回城，原来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结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迁，有的黜降。袁水拍不仅重新“登场”，而且在1976年高升文化部副部长。有人说是因为江青满意他在批判《武训传》时的表现而主动笼络，但更多的人把这归于袁水拍的阿谀逢迎，据说有人还背地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袁会拍”。
“四人帮”垮台后，袁水拍成为被清算对象。文化界一些同人对他多有诟病，不屑往来；与他同在《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工作过的老同事钱钟书，在札记中写道：“袁水拍谄附‘四人帮’得官，事败被唾骂，辄曰：吾妻欲吾作官，勉从其意，故降志为之。”穆旦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听说袁水拍正在挨批，因为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大概为‘四人帮’染污了，很可惜。”诗人曾卓说：“袁水拍‘文革’中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对徐迟这样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后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袁水拍自觉无颜面对故人。蛰居家中，悔恨苦闷，心情极度压抑。直到1982年去世。
七、一枝独秀的作家浩然
（一）1972年，浩然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唯一被江青等人认可的作家。有一句顺口溜说“八亿人民八个戏，中国作家一支笔。”这个一枝笔就是指浩然。
对于浩然在文革中的创作，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认为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贴上了鲜明的文革标签，是典型的“奉命文学”。但浩然对此却采取了一种相当顽固的态度。1998年，他发表言论称：“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他“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
他的这番言论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奇迹”之争的轩然大波。批评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也有人为浩然辩护说他在文革中的创作是时代的裹挟，但却几乎没有人赞成他对《金光大道》的固执评价。
（二）浩然在“文革”初担任北京市文联文革负责人，曾在老舍自杀的前一天，将被中学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对老舍实行保护，但也有人指责他应对此承担一定责任。
（三）浩然在文革期间一直受到江青的关爱和笼络。据传曾有意让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浩然则自辩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又通过采访者之口表示：“江青对自己好，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可以换来的就是安静的写作环境，这就是浩然最真实的想法。”“他没有往上去爬，没有利用江青去干很多事，其实如果他想，就会很容易。他没有给江青写过效忠信，没有跟江青单独求见，都是很被动地接受江青给他的任务”。
然而，很多人对他的自我表白并不认可。
八、著名钢琴家殷承宗
（一）1967年，他把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连续弹了三个下午的革命乐曲。此举得到江青的肯定。
（二）他编写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进入“准”样板戏之列。殷承宗的这些探索，被具有政治野心的江青所利用。江青亲自为他改名叫殷诚忠，由此备受赏识，成为中央乐团首席钢琴演奏家，并出任中央乐团的团长。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革后殷承宗受此牵连，被隔离审查至1980年结束。很多人在质疑其文革错误时也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为了保护“钢琴生命”而作的一种妥协。
1983年移居美国，成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