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7日早上，景文离家出发去陕北插队。母亲早早起来，做了一桌好吃的饭菜，可景文一点胃口也没有，草草吃了一点就提包出门了。
父亲推着自行车把景文送到北大附中，上了大轿车。景文不想面对汽车开动与亲友告别的场面，就让父亲先回去了。
看着父亲在寒风中推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景文内心叹道，父亲的形象真是落拓之极了。父亲穿着一身打补丁的旧棉袄，推了一个光头，穿着一双大头皮鞋，推着车子弓腰驼背推在寒风中独行而去，是一付标准的老工人的模样。
父亲现在早已不做科学研究了，他正在面对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审查，现在每天在研究所的劳改队里挥舞着铁锹、镐头挖土、搬砖，拉板车，回到家里，每日写检查写到深夜。
好在每天父亲还能下班回家，而隔壁的刘伯伯，被隔离审查了，住在研究所的厕所里，天天劳改还不能回家。
景文的几位同学家里也都是一片萧瑟。程为平兄来了，是一人来学校，没人送。他父亲到北大在江西鲤鱼洲的干校去了，他的母亲是民国时研究生学历的老知识分子，现在被打发到清华的锅炉房里烧锅炉。母亲早上给他做了煎饺子，他只吃了几个，没有胃口。母亲站在门口看着程为平兄走出自家的小院子就决然回屋关门了。
许崇平兄也来了，他父亲是民国时代毕业的老知识分子，50年代初留苏，文革前任某研究所副所长，现在被打成走资派进了牛棚没法来送他。张启疆兄父母都是留学归国的大学教授，都被发配去了干校，也是没人送。
景文是班里最后一批去插队的，曾多次到北京站送一批又一批同学去农村插队，看到很多同学在开车之前坐在车窗里与大家笑着一一握手告别，但在列车开动的一霎那，突然间笑脸变为哭脸，泪水抑制不住滚滚而下，每次送行都是车上车下一片哭声震撼人心。景文下决心，此次离开北京去插队，从此就是一个独立的男子汉，临行时绝不落泪做小儿女态。
列车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不分男女哭声一片，景文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车下一张张悲痛的脸越来越快地向后方掠过，听着车上的撕心裂肺的哭泣和呼唤声，景文很自豪地发现自己无悲亦无喜。
有一位插友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记忆最深的就是在火车快开了的那个时间，因为座位挨着窗口，身上被许多同学挤压的头也抬不起来，脖子上净是眼泪，鼻涕，被压得差点背过气去。真是受苦我一人，大家哭个够！还好，景文没有挨着车窗坐。
列车驶出北京站，亲人们的身影已看不见，大家纷纷回到座位。几乎是一刹那间，车厢里像是爆炸了一个烟雾弹，烟雾弥漫，呛得人难受。景文惊奇地看到，身边几乎所有男同学都叼起了烟卷，喷云吐雾。离家之前，景文以为在中学生中只有流氓和顽主才抽烟呢，但现在，火车刚离开北京站，难道人人都成了流氓？很多过去在印象中很老实的同学，也都在抽烟。
有一位军宣队人称小李子的解放军走进车厢大声喊，不许抽烟！不许抽烟！抽烟的学生们冷冷地瞟他一眼，转头继续抽烟，没人理他。小李子解放军平时在学生中说一不二，令行禁止，很是威风，此时在满车厢知青的冷眼对视之中一下哑了火，只好悻悻离去。
其实这算是很文明的了。海淀区的一个中学的工宣队长，平时在学校一贯极左，对学生采用高压政策，对学生们来不来就反革命大帽子抡过去以势压人。他还到北大附中来做过上山下乡动员报告，景文也去听了这报告，这位老兄在报告中就像训犯人一样拍桌子、大喊大叫、气势汹汹、气焰嚣张。听说这位老兄到了火车站送学生插队时又拿起架子训斥学生，殊不知此时同学们满腹怨气正无处发泄，一拥而上，将其暴打一顿，为不少同学解了气。
过了一会儿，车厢那头一片喧哗。景文挤过去看热闹，看到大家围着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看上去有点眼熟，肯定是住在中关村，景文在中关村一带见过他。小伙子坐在车窗边，用拳头捶着小桌子，泪流满面，带着哭腔说，我带了60本小说，装了一箱子，临走时，全让我爸给没收了…….旁边有人说，他喝醉了。
知青专列走了一天一夜到达陕西省富平县火车站。大家住进了一个粮库，几百人住在一间巨大的粮库房子里，地上铺上芦苇席子和薄薄的被褥，大家都打地铺。
景文和几位同学在地铺上收拾行囊，看到边上有一个小伙子从行囊中拿出了一个口琴，吹起来，曲调欢快活泼，坐在旁边的十几位同学随着欢快的口琴曲调唱起来：
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你含苞欲放的花，盛开更美丽，只有在我的花园里才能找到你，只有在我的花园里才能找到你。来吧，快来呀，我的玫瑰花你啊快过来呀！
姑娘们都嫉妒你，只因为你太美丽，姑娘们都嫉妒你，只因为你太美丽，如今我要爱上你，她们不乐意，如今我要爱上你，她们不乐意。来吧，快来呀，我的玫瑰花你啊快过来呀！
许崇平兄告诉景文这是《外国民歌200首》里的一首阿尔巴尼亚的民歌。在陕西小县城的大粮库里一群北京知青小伙子们用粗豪的嗓音齐声高唱一首外国情歌真是别有风味。
景文后来才知道，在1968年，唱《外国民歌200首》中的情歌已经成为北京中学生上流社会中的时尚。北京中学生上流社会指的是干部子弟。
景文不是干部子弟，不会《外国民歌200首》中的情歌，甚至对唱《外国民歌200首》是北京中学生上流社会中的时尚这件事都不知道。当年，知识分子子弟中最时尚的流行是欣赏欧洲古典音乐。张启疆和张启营兄弟二人的家有美国带回来的电动留声机，还有大量古典音乐唱片，他们家经常是高朋满座，认识的、半认识的、拐着弯儿认识的同学们都想方设法来他家听音乐。景文沾了和张启疆同学的光，多次在他家欣赏了欧洲古典音乐。
至于工农子弟们在那段时间干些什么，景文不得而知。景文曾和一位住在北大边上的工人子弟老驴同学（外号）一起大串联过。老驴同学住在北大东门外的成府街道的小胡同里。
1967年初北大的大学生造反派们在铺天盖地的写大字报、疯狂地闹革命的时候，老驴兄和他的弟弟两个人每天早上四点钟趁着天黑，一人卷一个大麻袋进入北大校园贴大字报的席棚子区域。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贴大字报的席棚子区域里响起嗤拉、嗤拉、嗤拉的声音，两个黑影在忙乎，他们在干什么？这哥俩在撕扯贴了三天以上的大字报，撕下的大字报塞入麻袋，天亮前一人扛一个塞得满满的旧大字报的麻袋凯旋而归，上午扛着麻袋去废品收购站卖废纸补贴家用。真应了样板戏里红灯记的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68年5月，景文遇到老驴同学，老驴同学说他报名去北大荒853农场，说到那里一个月能挣28块钱，伙食费一个月8块钱，还发冬夏两身军装，穿衣服也不花钱，一个月15块钱都花不了，还能省不少寄给家里。他说这话时表情很沉重，去北大荒，虽然能挣点钱，但太远了，报名去离家几千里的遥远北疆，心里终究还是很沉重的。老驴同学真是个早当家的好孩子，真的很现实。
现在无论是唱《外国民歌200首》的“上流社会”的红几类，还是听古典音乐的灰几类，还是卖废纸补贴家用的困难户，只要是还没走的，就统统都被当局大扫帚一扬，一簸箕搓起，撒向了陕北这块荒凉破碎的土地。真应了那句最高指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开晚饭了，所有的知青都领了两个大馒头和一大碗有白乎乎的大肥肉和青菜的油乎乎的浓汤。看来负责接待的单位是尽心尽力了，在这小地方，这么多人吃饭，能让每个人吃上大肥肉，在那个物质匮乏，多数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年月里实属不易。
可绝大部分知青却毫不领情。大家都是从北京这大地方来的，肚子里不缺油水，知青们在家里临走前几天父母都做了很多好吃的，上火车每个人都带了好多好吃的，此时一点食欲也没有。景文勉强吃下一个馒头，看着碗里的大肥肉，一口都不想吃，那油腻的菜汤喝了几口就被腻住了，再喝就要吐了。剩下的菜汤怎么办？没有吃的馒头可以退回去，喝了一小半的菜汤可没法退。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1960年的3年大饥荒，对粮食非常珍惜。景文绝不会干出倒掉剩饭菜的浪费粮食的行径。
这时听王柏林兄说那边有一位仁兄饭量大，吃不下的可以送给他。景文赶快端起菜碗走过去，程为平和许崇平兄也赶紧端碗跟上。景文走到那位老兄跟前，那位老兄正蹲在地上大口地吃馒头，吸溜溜地吃菜，吃得非常香甜。由于他戴个帽子低着头吃喝也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
景文小心翼翼地问他，我们的菜吃不下，你要不要？
这位老兄埋首大吃，头也不抬一下，嘴里发出呜呜哝哝、闷哧哧的声音：放这儿吧，放这儿吧。
景文三人放下三碗又油又腻的菜离开，走远了一点几位不禁爆笑起来，笑这哥们真够能吃的，笑这哥们闷声闷气的“放这儿吧，放这儿吧”的语气。背后称这位老兄为傻帽，景文还真有点担心，这么油腻的菜，这傻帽哥们别吃坏了肚子。
第二天早饭有一大锅小米粥，随便喝。景文此前从未喝过小米粥，喝起来感觉真好喝，就连喝了三碗。
早上7点半，将近2000名知青们分别坐上几十辆帆布蓬大卡车，车队浩浩荡荡，尘土飞扬地开往600里外的宜川县。
景文和许崇平兄坐在卡车车厢最里面，背靠驾驶室，面向后方。卡车车厢蒙了篷布，车厢里黑洞洞的。许崇平兄捅捅景文附耳悄声对景文说：你看那个昨天喝了咱们三大碗油腻菜汤的傻帽，那小子是个色（读作shai，三声）棒、色狼。你看他眼睛死死的盯着女生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