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俗语：谷叶响，换队长。
这是人民公社时期每逢秋后，农村最低层组织机构变动的一个必然程序。1968年11月上旬，我们从西安到陇县城关公社赵家坡大队时，二队的新队长已经上任了。
进村的当天晚上，全队的老少和我们集中在做为队部的一孔破窑洞中开欢迎会。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去西安接的我们，彼此都熟一些了。他宣布请队长金良讲话。这时，在昏暗的煤油灯旁，站起一个瘦高的身影，戴顶“一把抓”的瓜皮毡帽。我上前给他递了一根烟，他极其熟练地拿烟在鼻子下闻了闻，就夹在耳朵上，干咳了几声，慢慢地从衣兜里摸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了翻，又合上，然后朝着众人“嘿嘿”一笑，黑黄的高颧骨脸上一双小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亮，开口便道：“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咧，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改造，好得很！咱贫下中农热烈欢迎！完咧！”便带头鼓起掌来，窑洞里随之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这时，我才明白这位名叫金良的中年男人难怪在我们一进村就跑前跑后地张罗着知青吃住，原来他就是新上任的二队队长。
在村里时间一长，和老少爷们打交道多了熟了，对金良队长的身世也了解一二。他是个甘省孤儿，二十几岁时，其父母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饿毙，他只身一人逃荒到陇县，后留在赵家坡给一对无儿女的老人上门当了儿子。后来，又寻了一个同样是逃荒的甘省女子做媳妇，生下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一家子和和美美，倒也快活。前几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金良披麻戴孝，安顿老人下葬，赢得一个“孝子”的赞誉。他从小吃苦耐劳，人又勤快能干，农话样样精通，处事处人也有窍道，在村里颇有口碑，因此当上队长也在情理之中。
刚下乡，农村生活不适应，特别是清早不想起床，总想多睡一会儿。这时，就听见金良队长满村转着吼叫：“上工咧，上工咧！太阳嗮到尻子上了，我儿还不起！”社员们集中后，他麻利地一一派活儿，张三干这，李四干那，一一安排妥当，还总是给知青派些轻活儿，说是：城里娃娃，慢慢来，有下苦吃力的时候。
那时，我们知青轮流做饭，经常是刚吃过饭，锅还没洗，就听见金良的吆喝声“上工咧，上工咧！”轮到我做饭时，正在洗锅，就听见他在门口大喊：“老杨，老杨，还在锅上bia着呢吗？”喊着就迈进屋里，和我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问我们的粮够吃吗，烧的煤柴还剩多少。有一次，我们组的一个女知青不小心叫驮粪的骡子踢了，幸无大碍，在屋里休息几日。
这天中午饭后，只见金良队长一手牵着他的宝贝儿子，一手提着毛巾盖着的小竹篮，进门就从竹篮里掏出十几个鸡蛋搁在案板上，“嘿嘿”地笑着说：“你一天也吃不好，我拿几个屋里养的鸡下的蛋给你补补。”
那年头，鸡蛋可是稀罕物，农民都舍不得吃，积攒起来交到供销社换些油盐钱补贴家用。金良队长拿这么多鸡蛋送给我们这些非亲非故的人，大家当时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还是那几个女知青有心眼，第二天就带些水果糖和药品去金良家拜访。一来二去，我们和金良队长更熟悉了。
但在关键时刻，他却有自己的老主意。1969年夏收后，给知青评定工分底分，我就见识了一次金良的“一言九鼎”。那时，农村男劳力最高十分，要农活把式才行；女劳力最高七分。我们知青都想定最高标准，金良队长一句话：男知青最高九分，女知青最高六分。我们不服，找他论理，他还是“嘿嘿”笑着，不紧不慢地说：“娃娃，甭来缠！拿十分工要干十分工的活哩，你的行吗？”是啊，我们哪有农活把式的本事，只好服软了。
那年夏收，我在麦场忙了一天，晚上还要看场。吃过晚饭，早早就向村外的麦场上走去。天已攃黑，有几颗星星在空中闪烁，一丝凉风吹来带有泥土味的麦香，真是惬意！
我正沉浸在夏夜的宁静中，忽然听见场边的麦草垛里传来一阵阵“蟋蟋哗哗”的声音，隐隐约约看到一团黑影在麦草垛里扭动。我下乡后就摘掉了近视眼镜，又是黑天，自然看不到前方的情景，以为是狗，便从场边顺手拾起一大土块向那团黑影砸去，并高声大喊：“打！”却没有听见狗叫声，我正诧异，只见一个黑影顺着场边向村里跑去，经过我身边才看清：原来是村上的一个中年寡妇！我看见寡妇低着头胀红着脸跑远的身影，还不解地想着：她跑到这儿干什么？
这时，又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老杨，喝汤了么？”原来是金良队长！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色，只感到那双小眼在一闪一闪。“我来看场，你——”我不知如何应对。“那你就好好看，我回屋喝汤去咧。”他一边说着一边慢悠悠地向村里走去。噢，突然我明白了一切！在农村听到的那些情色传闻终于亲眼验证。
下乡三十周年时，我们知青小组十个人又回到赵家坡，当年的女知青们拉着金良婆娘和其他妇儿家问长问短，我只见了金良一面，他佝偻着腰身已弯向地面呈九十度，脸色依然黑黄，颧骨还是那么高，只是那双小眼睛已经暗淡无光了。他接过我递来的香烟，还是熟练地往耳朵上一夹，“嘿嘿”地干笑着，嘴里嗫嚅着：“噢······老杨······好么？”一句话没说完，就急匆匆地回家了。
不久，我就听到村里传来口信，金良一病不起，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