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荣辱观。我们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不但要改造思想，而且要在外表上也应像贫下中农。我们来自农村的这些穷孩子，家长靠人民公社那块土地，连肚子也很难填饱。初冬已到，每天早晨穿着破旧小棉袄，腰中扎着小麻绳，头上裹着围巾，上山劳动，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像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那时谁最像贫下中农的穷样，谁走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谁就最光荣。
1959年新年到了，除夕下午放假半天，我们几个同学到十余里的公社驻地理发，我顺便从公社百货门市部买了半斤山东白干酒，其他同学也有买酒的，也有买萝卜咸菜的带回驻地。夜幕降临后，我们同住在一屋的八位同学围坐在透风撒气的农村草房中的土地上，用酒瓶你一口我一口推杯换盏，就着萝卜咸菜，有说有笑，大喊大闹，十分惬意，似乎今天已进入共产主义，当酒喝到兴头时，一位同学以颓废绝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我至今未能忘怀，他说：“今晚有酒今晚醉，莫管明早喝凉水。”这大概就是同学们节日最快乐的心声吧！我这是平生第一次喝酒。
一天，传下令来，上级领导明天要来检查指导。大队部指令中队部六点钟起床集合迎接领导，中队部恐怕落后，指令小队部五点半起床集合，小队部更怕落后，指令我们学生五点钟起床集合。结果我们在清晨的寒风凛冽中，饿着肚子干等了一个多小时，纯粹是糟蹋人，这就是图虚名招实祸的“大跃进”在青年学生中的一个缩影。我们刚刚踏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年，就享受到了劳动改造的“待遇”。今天的人们是无法理解1958年代刮起的共产主义狂风！
好不容易熬到“五一”节，学校领导让我们陆续返校。每个同学进行了全面、深刻、不实事求是的思想总结：改造了思想，学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锻炼了身体，做到了“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从“五一”节以后到七月中旬放暑假，我们上了两个月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终于盼来了“网”开一面，有了读书的一席之地。胜利的完成了大学新的一学年。
二、1959学年
暑假开学前夕，同学们都抱着希望，新学年开始了，我们总该按部就班的上课了。开学的第二天，仍然是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常抓不懈。我们成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我们常想，难道这一辈子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吗？真可谓长路漫漫，征程无限。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忧心忡忡，心有余悸，完全失掉了信心。全班去支援农业第一线，抗旱保苗，抗旱保丰收。在农村看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社员干农活的很少，间或有一俩人干活，也是出工不出力。社员每天三次去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领取窝窝头，领回来后，就坐在树荫下或门厅乘凉，闲聊，妇女们乘凉纳鞋底。在村庄的残垣断壁上还隐约可见那些蛊惑人心战天斗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和“超英赶美”等假大空的标语。而田地里的野草足有半人高，这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我们这些学生只能是一块田地，一块田地的拔草保苗、挑水抗旱。整个生产队的农活我们班全包了。晚上我们也只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聊天，但绝不谈政治，生怕逾越“雷池”半步。在那红色恐怖年代，政治是高压线，一触即亡。“平时开玩笑，运动当材料”，这句政治格言名不虚传。当秋收秋种完成以后，又是一个半月，我们总算返校了。
返校后，一周六天，一天政治学习，一天建校劳动，其余四天，还有些课余劳动，稀稀拉拉松松垮垮的上课。这时正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学习的最好时机，然而最高领袖于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他提到麻雀问题时，不无情绪的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因此，围歼麻雀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在这一旨意下，每天下午全校停课，围歼小麻雀。学校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布满无数岗哨和花花绿绿的假人，我们同学拿着洗脸盆、搪瓷碗，手中擎着花色彩旗，同学们准时进入阵地，将校园和宿舍区包围起来。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校围歼麻雀总指挥部一声令下，敲盆击碗，摇旗呐喊，杀声震天，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小麻雀坠地身亡。经过三天苦战，战果辉煌。麻雀也是小精灵，一部分麻雀被赶到安静的农村，但农村也绝不是一片静土，也不是真空地带。这时，每班3~5人组成一个战斗小分队，进攻农村。每天下午四时，我们准时奔赴距城十余里的农村，掏堵漏网的每一只麻雀，到晚上10点多钟才返校，我们的决心是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又是一周的折腾。从1955年开始，最高领袖的旨意是让小麻雀断子绝孙。但他这一“英明举措”，却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已受到大自然对农林业生产的严厉惩罚。
这期间也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后，为了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我校同全国的形势一样，全方位掀起了充分发动群众的热潮，从班级、从全系、从全校，检举揭发大大小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弄得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学校党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信口雌黄的说：检举不检举，揭发不揭发是立场问题，检举揭发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否属实是认识问题。只能是乱打一通，痛快一时。这一部分人整那一部分人，这一英明举措，在全国已揪出55万多名右派分子的基础上，又整肃出了380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属战果辉煌。那时的建国方略就是一心一意谋整人，揪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越多，革命成绩就越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会越快。
我们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正是需要营养长身体的时期，何况处于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在我们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时，口粮供应每人每月30市斤，完全不够吃。由于我人高马大，身强力壮，脏活、累活班长总是分配给我，我也有质有量的完成。在劳动期间，我曾说过：“让吃饱晚上干活也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学举报后，我只好低头弯腰认罪，无限上纲的深刻检讨，“狠挖思想根源”，以屈辱之心说一套假话：“我与彭德怀同流合污，遥相呼应，我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国家哪有吃不饱饭的人，我有眼无珠，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否则过不了关。大会、小会批斗一周，将完整的检查材料交给支书。又加上我是贫下中农出身，又加上我是现役军官子弟，根正苗红。几天之后，在全班大全上，支书还表扬了我：检查深刻，认识透彻，有悔改表现，今后要继续努力……我总算被解放了。那时右派分子、坏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高悬在每个同学头上的三把利剑，不知何时就会有一把利剑射在倒霉同学的头上，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更哪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班有一同学丢失了银行存折，校保卫处也来人卧底探查。一周以后，拿出匪夷所思的英明决策。破案当然要走群众路线，让每个同学写一张字条检举揭发偷存折的人。这一荒诞无稽，不可思议的“英明决策”宣布后，全班同学鸦雀无声，人人如坐针毡，毛骨悚然，无精打采的低下头沉默思考，惶惶不可终日，人人心事重重。但是谁也不敢提相反意见，不说顺话就很好了，只好低下头默不作声，明哲保身，严缄其口，但求无过，否则，那把利剑就会落到自己头上。经过一番瞎折腾，我班王××同学得票最多，“当选”。因为这一同学平时好多管闲事，从哪个侧面看，他都像“偷斧子的”，百口难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选之后，利剑落在他头上，小会斗，大会批，白天在保安人员的监视下，在宿舍里写检查，写交待，不准去上课。写认罪材料，坦白交待是他每天的“必修课”。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同学们也跟着倒了霉。晚自习不能上，开大批判会。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这位“当选”的同学每晚都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寒冬腊月天吓得满头大汗淋漓，一直折腾了大半个学期，学年期末考试时，他四门功课不及格，只好勒令退学，这把利剑终于见了血，他成了时代的又一牺牲品。（后来存折找到了，确实不是他偷的）。
1959年下学期，我们仍然盼望着按部就班的上课，系统的学知识，系统的学本领。因为学校刚刚搬迁，教学楼还未建起来，只能在大饭厅里上课，冬天冻的非常难受，没有棉衣的同学更是冻得瑟瑟发抖，特别是来自南方的同学，他（她）们没有穿棉衣的习惯，手、脚被严重冻伤，难受，也得受；难忍，也得忍；难耐，也得耐。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女同学，平时上课、上晚自习时怀中揣着热水袋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