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轰烈烈大跃进的1958年夏季，我们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在中学校长“农村具有广阔天地、农业大有发展前途”的号召下，高高兴兴的考入了××农学院。那时在职业选择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就行了。在报考志愿的选择上全由学校领导安排，如果过于看重选择志愿，惧怕学校领导给扣上思想落后的政治帽子，到那时什么大学也考不上了。当时同学们也认为挑剔志愿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只能是盲目服从，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一生交给党安排。九月一日，我们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背上极简单的行囊，踏入了大学校门。
一、1958学年
在最高领袖“高等农林院校办在城里活见鬼”一言九鼎的鬼使神差下，将建校已50余年，结构完整的高等农业教学体系打破，学校从济南城里迁到泰安乡下。人还是那些人，天还是那块天，但“鬼”却是不见了。前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望一时头脑发热的最高领袖，不要轻易否定我们先辈的作为。
将泰安的山东省部队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泰安农校、泰安牧校、泰安二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迁移，实行了至上而下全面的瞎折腾。我们踏进学校大门的第二天，即投入了迁校搬家工作。将学校课桌课椅、实验设备、图书期刊、生活用具等，肩扛人抬，运至济南火车站，火车运到泰安后，我们再搬运到学校。全校学生、教职员工、老幼家属全面投入战斗，形成了庞大的运输团队。白天黑夜历时一个半月，精疲力竭。上述几个泰安的学校当然也不会例外。最糟糕的是遇到连雨天，搬迁物资在风吹雨淋下，与老天爷一样在那里哭泣落泪，叹息它们的命运！这正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在“史无前例”中的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等就更加悲惨。
迁校后还没来得及作任何安顿，我们即马不停蹄的又投入到“全民动手”完成全国1070万吨大炼钢铁的战斗行列。学校整个操场竖起了一座座土高炉，砌起了一排排炼焦窑，狼烟四起，遮天盖地，马达昼夜轰鸣。我们班的40位同学一半去运铁矿石（实际上是两人抬一筐回来。是不是铁矿石，含铁量多少，谁也说不清），一半炼焦炭。运铁矿石的同学2~3天才能返回，正如有的同学私下说，走在路上就睡着了。炼焦炭的同学12小时两班倒。同学们倒班后灰头土脸的钻进宿舍就睡觉，既不洗脸，也不洗手，更谈不上洗澡了。有的同学连饭也不吃，只顾睡大觉。
一日，夜间12点钟，全宿舍区沸腾起来，大呼小叫，震耳欲聋，睡梦中的全体同学被惊醒，说我们学校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全校教职员工，全体家属去给市委报喜。月光下全校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歌声嘹亮，全体拥向市委。到了市委大门口，还得排队等候，因为那时放各种“卫星”的单位太多了，市委也应接不暇。一直激动到天亮，我们才返回学校。吃过早饭，同学们摩拳擦掌，又继续“大炼”了，但昏昏欲睡的同学们从内心深处却不愿再炼出第二炉铁水了。然而却没有一位同学讲怪话，发牢骚，最大的本事只能是默不作声，黯然无语。因为同学们在中学亲历了1957年的整团，目睹了如火如荼反右派的战斗洗礼，一旦有点“风吹草动”，轻者被拔白旗（实际上就是批斗），重者被扣上“资产阶级小右派”的帽子，列为专政对象，那就更惨了。我们一直干到12月上旬，已是天寒地冻，屋里屋外同样结冰，冻得难忍。最后的结果是炼了一堆连炼钢厂都不要的废铁渣，消耗了大量煤炭，投入的人力、财力无法计算，实在是得不偿失，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偃旗息鼓。前无古人的全民大炼钢铁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却成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接踵而来学校厉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不懂，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略知一二，就是天天拼体力劳动呗！这正是领导怕我们刚刚踏进学校大门的青年学生会变成“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刚刚踏进大学校门，连一天课还未上，便戴上了“知识分子”这顶大帽子，真是一大幸事。于是我们背着小铺盖卷，步行下放到距学校30公里之外的山区劳动锻炼。任务是在大山里栽苹果树。每天均进行每人完成劳动量统计、质量检查、思想总结、开展红旗竞赛……热火朝天。那时我们是小孩子，年幼无知，思想十分天真无邪，用一种极幼稚的心态，热爱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我们每天只管拼命劳动。我一天曾挖过1米见方的7个苹果穴，折合一天要挖刨1万6千公斤土石方，每天还要借着月光夜战到晚上10点钟，将白天挖好的树穴栽上苹果树，浇足底水。过着披星戴月的生活，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在这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我们每天吃的又是什么呢？一天三顿蹲在地上吃煮地瓜，喝的是面粉汤水，菜是腥臊难咽的萝卜咸菜。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睡的是铺着一张薄席的土地。我们是在乘大跃进的浩荡东风前进！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其中有来自城市的女同学，她们从来未吃过这样的苦，干过这种强体力劳动活。一天下午在山上刨树穴时，一位来自城市的女同学对她的同伴说肚子疼，医生给她吃了点药，队长让她回宿舍休息。我们收工回来后，她疼痛得更加剧烈，队长请示大队部后，让我们几个男同学用小木板抬她去距城30公里的医院，我们连夜兼程，连一分钟也不忍心怠慢。初冬季节，到达县城医院后，我们的衣服被汗水全部湿透。刚到医院她就停止了呼吸。
1959年春天，我们在山上植树时，山上的巨石滚落下来，将下面植树的同学砸死。它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思考，他（她）们的死谁之过，连苍天也难以回答。由于说不明的原因，这两位同学变成了人间无形的冤鬼，溘然长逝，成了“活见鬼”的殉葬品。他们的家人没有得到1分钱的抚恤金。来世一生，仅带走了一口薄板小棺材。回想起来，实在使人无限的悲痛、伤感、惋惜、崇敬。有的同学在背后发牢骚说，我们拿着钱是来上学的，怎么让我们天天劳动啊！我们常想，无论国家怎么发展都不能放弃读书，任何时代都需要有知识的人。靠知识改变命运，在那个年代，虽然是幻想说梦，但有梦总比绝望强。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上山劳动没有几点钟之说，天天是天一亮我们就上山刨树穴，刚吃完早饭就盼望着中午饭。中午饭送到山上，我们用沾满黄泥的双手，接过4两重的地瓜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狼吞虎咽，几分钟就吃完了，然后躺在山坡上闭目养神，连闲聊的力气也没有了。傍晚，夕阳西下后，我们才摸黑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