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又布置进行教育改革，将资产阶级的办学模式催垮，由“资产阶级草包教授们”编写的教材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不实用的。停下课来全校同学进行教学改革大讨论，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自己学才是实用的。其中讨论到《气象学》，“资产阶级草包教授们”讲的是“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这谁不知道，这门课程砍掉。东砍、西砍，最后剩不下几门课程。更可笑的是，我们班分得《森林树木学》教材的编写，任课老师只好带领全班同学分赴距学校较近的泰山、徂徕山进行野外树木调查，时间一个月，回校后又将“资产阶级草包教授们”编写的教材转抄过来，最后给这本伪书披红挂彩，锣鼓喧天的给校党委报了喜。天翻地覆，倒行逆施，学生教老师，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三、1960学年
新学年又开始了，但这一学年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开学的第二天就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总可以上课了。但上课不足一周，新的政治任务又来了，继续反右倾，鼓干劲。为了大树特树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每人每周必须学习一篇毛主席著作，硬性规定每人必须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心得体会，同时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上挂下联，向党交心。同学们更作难了，但绝不敢草率从事，因为这是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红色法宝。我们是农学院，又不是政治学院，为什么把学习毛著当成主课？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得不偿失。我们是小孩子，是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心得体会，每天急于找报纸，抄报纸，也不管对号不对号，凑满篇幅为准则。到图书馆借出政治杂志转抄下来，或者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每个星期六下午，各学习小组评议每人写的好坏，其中包括是认真对待还是敷衍了事，字写得工整与否等。每星期一下午将各小组评出的较好的一篇，再在全班同学大会上宣读，再评出全班最好的一篇交到系党总支。它挤掉了学习专业课的大部分时间，每周是这样倒噜，雷打不动。同学们敢怒不敢言，有的同学在上晚自习时，在看专业书的同时也将一本毛主席著作放在课桌上，有人来时，迅速将专业书盖上，惧怕别人给扣上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是政治立场问题，哪敢松懈，每天人人提心吊胆，本来就提着的心弦绷得更紧了。
由于我经历了1957年“引蛇出洞”的反右派，看到了许多优秀教师、教学能手被打成右派；又看到1958年拨白旗的事实；又看到1959年痛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血腥战斗，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我处处小心翼翼，不敢说真心话，在小组会上发言谨小慎微，每句话沉思再三，因此小组会上同学们多次批评我不关心政治，思想消沉……
9月底，我们又奔赴农村，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帮助农民秋收秋种。这时我们的口粮供应由每月30市斤降为24市斤。人人皆知的吃不饱，人人也不敢说吃不饱。又来了新的政治口号：“低标准，瓜菜代”，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有天知道，瓜菜在哪里？生产队每天给我们蒸一锅用洋槐树叶做的菜团子，里面放很少的玉米面。由于天气已进入初冬，菜团子冰凉，吃后我的胃受不了，不吃，又饿得受不了，干脆，要后面的受不了吧，这样也节省下菜团子，自己也免得受罪。有的同学对洋槐树叶过敏，吃后脸肿、手肿，也就不吃了。时间到了中国人大团圆的仲秋节，同学们却高兴不起来，无米之炊。仲秋节下午，生产队长给我们送来一只瘦鸭子，全班同学立刻沸腾了，但怎么做法，怎么吃法，又犯难了。因为我们是一群小孩子，一直在外上学，在家从未帮过炊。我小时受母亲的指教、熏陶，平时同学们聊天时，我又聊些做菜、做饭的方法。全班同学一致推选我为厨师总长。我将鸭毛退掉，洗净，将整个鸭子剁成肉沫，放上两把盐，煮了一大锅鸭子汤。因为过节同学们提前半小时收工回来后，每人美滋滋的喝了一碗热鸭子汤，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终生难忘的仲秋节。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如在昨日，记忆犹新。
回校后，还是饿字当头，由于缺乏营养，有一大半同学得了肝炎病、浮肿病，有的同学用酱油冲水来充饥。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到郊外捡拾农民田地里丢弃的地瓜叶、地瓜蔓。回校后洗净，切碎，放在洗脸盆里，倒入开水，浸烫15分钟，沥净水后，再重复一遍，如同在课堂上做化学试验一般。再买2分钱的酱油倒进去，调拌后，分给全班同学吃，同学们饥不择食的雀跃疯抢，一直在吵：这是谁的发明？是否还需要申请专利？这一填满肚子的“科学方法”很快在全班普开，也算挽救了一些人。后来，在捡拾地瓜叶的同时，同学们也做一些农民不要了的地瓜复收。复收回来的地瓜总不能生着吃，煮地瓜的木柴又成了难题。因为我从小在城市长大，知道搞建筑用的那些油毛毡，可以点燃烧火。我便从我校建楼工地上，一小块，一小块地捡拾那些丢弃不要的油毛毡。同学们每天早晨，将地瓜装入水桶煮起来，宿舍区炊烟四起，烟雾缭绕，好一派繁忙的早炊景象。当时，有的同学惊奇的直接问我，你怎么知道油毛毡能烧火呢？在四年大学期间，我“研制”了两项发明，但均未申请专利。这真是人生中一段不可忘怀的黑色幽默。
那时，每个同学每天吃几两饭非常有计划，甚至连一粒米也不敢多吃，也绝不敢寅粮卯吃。可是发现我们班有一同学几乎是顿顿敞开肚皮吃，同学们产生了怀疑，给支书、班长反映情况后，支书、班长决定在他去上课时，翻他一下，结果从他床头翻出二百多斤饭票。据他交待，某日夜间，他从食堂里偷的。我们捡拾地瓜叶、蔓与这位同学走的路径不同，但目的完全相同。这位同学被开除学籍了。与此同时，更大的恶性事件发生了。在我们学校大门口出现了“反饥饿”的标语，又在学生食堂饭票上出现了“忍饥挨饿的伙伴们，起来吧！起来要求地瓜、黑馍（地瓜面窝窝头）和能充饥的东西。”这两条“反动”标语一出现，却给广大同学带来了麻烦，停课，对笔迹，排查，检举，破案……弄得人心惶惶，惊魂四起，折腾一周也无结果。到寒假放假前，每人又写了两份与上面同样话的字条交上，才告一段落。寒假后，我们在火车站劳动时，这位同学逮捕入狱，判刑7年。
寒假后，我们班一位十分老实而又内向的同学背后对我心神不宁的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打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上学越多，打成右派的可能性越大，工人、农民，哪有打成右派的？”我说以后可能会好点。处于那个时代我也不敢多说，我的政治觉悟水平也不高。一周以后那位同学装病退学了。1957年反右中，最高领袖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作了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组成部分的“科学论断”，他的这一科学观点，1958年5月5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得到全体中央委员的确认，成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永世的“神圣法典”，可与3800年前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相提并论。我们这些几年后将成为知识分子的青年人，不言而喻也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使人不寒而栗。同学们愈来愈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凶险。
建校劳动日正好与月末碰在同一天，一个月的饭票将用尽。我同一学习小组的一同学也身材魁梧，人高马大。早晨喝了一碗稀粥，中午吃了两块炸咸带鱼，晚上无饭可吃，抬了一天的大筐，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是滋味。那时就连父子也顾不上啦，那还有什么父子情，同学爱！完全导致了人性的丧失。这些忧伤的细节和悲怆的情感将口口相传永远载入史册。
四月初，春暖花开之际，我们班又去距学校30公里的山区修水库，我们班的具体任务是运土、运石料，一干又是一个月。经过这样的千锤百炼，谁敢说我们不是无产阶级的红色知识分子！
四、1961学年
这一年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并实行的“调正、巩固、充实、提高”发展国民经济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的学习完全走向正规。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学了一些专业知识。寒假后，我们又分赴外地进行毕业实习。我的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均获得满分，得到了指导老师的好评。
八月初，我们愉快的分别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那些乘风破浪前进的场景，那些刻骨铭心的教训，还不时在脑海里荡漾，成为全然不可忘却的记忆。以史为鉴，希望那些类似的悲剧不要再以不同的方式重演。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好在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