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机密档案还揭示了相当多的孕妇或被奸污，或被蓄意拷打杀害，以致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晚，玉洪公社合祥大队革委主任牙永庭召开的杀人现场会议，农民班龙显因参加“四･二二”被挖坑活埋。“班龙显死后，其妻韦氏平已怀孕三个月，但牙永庭色狼成性，于同年九月间两次闯入韦氏平房间强行奸污。”贺县信都公社信联大队在“刮台风”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罗亚银夫妇。因罗的丈夫在水利工地被管制劳动未回来，当天只好批斗罗亚银一人，并要其女陈冬兰陪斗。在群众批斗会上罗亚银被乱棍活活打死，跪在尸体旁边的已经怀孕八个月的陈冬兰被凶手打死后，见陈冬兰腹部在动，又向其腹部猛打，使陈冬兰一人二命被活活打死。
最后，机密档案还记录了：施害者们即便无法奸淫，也不放过受害的女性。他们在刑讯中有意着力于故意伤残女性的乳房和阴户，直接导致被害者惨死。而被害女性死后，尸体更遭性暴力和侮辱。如一九六八年秋，南丹县车河公社龙藏大队在制造骇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的假案时，大队革委副主任、大队斗批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容盛强亲自拷打十五岁少女容秀梅：“把她的衣裤脱光，用灯去照和用火去烧她的大腿和阴部，容秀梅喊爹叫娘，呼天唤地，那凄惨的叫声，那悲痛的哭声，使大地抽泣，使高山落泪。但人面兽心的容盛强还厚颜无耻地威胁容秀梅：‘你给我搞，保险你没问题；你若不同意，就叫你死！’”
另一个案例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合浦县石康公社在许平志（公社代理书记）、莫家俊（公社武装部长）等人的策划和主谋下，召开了全社万人批斗大会，屠杀四类分子。其中圩镇大队陈国莲，丈夫劳改后，她携养一子一女，被诬作风不正，大队“文革”组织一千多妇女开展批斗，迫其承认乱搞男女关系，她衣服被剥光，被凶手用棍捅其阴部致死。无独有偶，马山县被称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杀人案件——加方公社‘三･二’事件”中，兰普吉（加方公社营业所副主任）只因是“四･二二”负责人被武装民兵打得死去活来，他太太兰卢美金见此情况就跑来向民兵求情，不料非但被凶手打，还被人用一条尖木棍捅进她的阴部去，致使她流血而死。
以性暴力辱尸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如灵山县陆屋公社广江小学女教师黄少萍，年方二十三岁，因出身地主，被杀死后，凶手把她的衣服剥光，并用木茹棍捅入阴道，陈尸路边。再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上思县思阳公社主任陆巨吉布置残杀南宁展览馆押送回来的“四･二二”的本地俘虏。从南宁押送回来的女青年陆玉江和四个男社员活活打死。陆玉江死后被裸体陈尸路旁，并把竹木插入阴部示众。钦州县城武斗，少数派的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因为她长得漂亮，凶手就还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况难以言状。被害者死得惨，死后更惨。
性暴力的“谱系说”
阅读这些兽性毕露、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时，恐怕读者会问：施害者们还是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回答这些和战争大屠杀有关的性暴力问题，西方学者有过一些的分析，其中比较有启迪的是性暴力的“谱系说”。这一学说认为：性暴力其实是和平和战争时期的一个普遍的暴力谱系或一个特别的性暴力谱系的一部分，或者一种更扩大的延续。这一理论还认为：如果这些性暴力在某些国家里重复发生，那么常常愈演愈烈。
作这一如是观，我们便不难想到在中共建国以来（包括建国前在所谓的“解放区”内），中国农村大规模地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施暴，尤其是大规模地性占有和性侵犯他们的妻女的“普遍的暴力谱系”。广西文革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并不是第一次，最早的“特别的性暴力谱系”原型可以追溯到所谓的暴力土改中。晚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研究中共早期晋绥土改的著作，就揭露了中共早期土改中“分房、分地、分老婆”的固有模式，重庆独立学者谭松在他对四川东部暴力土改的调查中，更向我们描述了广西文革中似曾相识的性暴力的场面。
由此可见，从土改开始，四类分子的妻女便和他们的土地一起，作为一种被合法剥夺的“财产”分配给所谓的农村革命阶级——“贫下中农”。从土改到文革的十多年里，地富及“四类分子”早已沦为政治贱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贫下中农们”和他们一起在所谓的合作化运动里被中共剥夺了土地，断绝了在这方面的分配欲望。
但是，四类分子们辛勤劳动，还是有一些可怜的鸡鸭余粮的积蓄的，尤其是他们的儿子或娶上了漂亮的媳妇，他们的女儿或出落成豆蔻年华的少女，这便激发了那些“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压抑在心底的最龌龊的性欲望：既然第一次暴力——土改时分配地富的妻女是合法的，为什么文革中不来第二次再分配呢？在回答“他们还是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时，这一“性暴力谱系”理论着重考察了和平和冲突时期的关联。
它指出：施害者之所以能在大屠杀中犯下这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兽行，还和和平时期被害者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长期非人化有关。当敌人被描绘成“罪有应得”时，暴力的责任就“被转移给了敌人”。而对他们的任何暴力都在道德上被合法化了。这种“责任的转移”所产生的强大的“道德疏离”，会使暴力行使方式增多，暴力的目标拓宽，性暴力常常应运而生。对中国大陆数千万四类分子来说，文革前的十七年他们被非人化、公开被称为“应当消灭的阶级”的宣传和政策难道还不多不够吗？因而文革中出现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性暴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