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眼里揉不得沙子，目睹上述情形，觉得自己和党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开”。
三、毛泽东的礼遇
萧军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把自己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类比为高尔基和列宁的关系。他说：“列宁对高尔基是谦卑的，高尔基能够和俄共产党合作不是偶然的，与其说是为了主义，还莫如说是私人情谊。”（上P207）他觉得延安“他们不懂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扬一个党人或非党人的长处，有用于革命。”（上P208）他想给“这些被损害的人以帮助。忽然想起了再和一些人——洛甫、陈云——谈一次，但觉得可能是无用的，我去直接找毛泽东。……我是命定要做个破冰船的人。”（上P211）
于是，萧军给毛泽东去信，请他与自己谈一次话。他日记中写道：“一面要把一些事情反映上去，一面也要解剖自己。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担当这任务。有伟大的行为，才能有伟大的作品，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有伟大的成就，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上Ｐ212)
毛泽东很快找他谈了话。萧军“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萧军说毛泽东也“很这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呢？’”萧军认为毛泽东“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道是谁，丁玲底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来，罗烽等来……就是证明。”（上Ｐ225）毛泽东及时回应，使萧军产生好感和亲切。而后，他又给毛写信，反应招待所物质条件恶劣，文协女秘书因担水而早产。
萧军这时甚至想影响和改造毛泽东，他：“把12期月报给毛泽东寄了一份，附了信说在新年假期中去访他。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了所有党员们的卑俗倾向。”（上P361）为了解共产党，他读马、恩、列、斯的书，买联共布党史。并表示，他崇拜的偶像“思想方面：苏格拉底、耶稣、马克思、列宁”。（上Ｐ357）
萧军是一个情绪型的人。与周扬有不同的意见，写了反批评文章，《解放日报》不给发表，让他感到受了窝囊气，于是决定离开延安，1941年7月下旬，他向毛泽东辞行。毛问其原委，萧军讲到延安文艺界的宗派斗争和自己的苦恼。并问毛泽东：“党有文艺政策吗？”毛泽东当即挽留萧军，请他帮助收集文艺界的意见，为文艺座谈会做准备工作。这几个月，成为萧军和毛泽东见面和通信最频繁的时期。
当时，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在相持阶段。延安成为相对稳定的后方。经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已经取得了最高决策地位，有了考虑军事以外问题的余暇。萧军不经意的发问，启动毛泽东的一篇大文章。他要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先是主导了党内和解放区的文艺政策，继而又主导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文艺政策，长达三四十年以上。这是发问者萧军始料未及的。
萧军的妻子王德芬说，有一次毛泽东“忽然对萧军说：‘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改什么行？’‘入党、当官’萧军说：‘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毛说：“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萧军想，“无疑的，只要我一加入党组织，十年以内，我会做到很高位置，但我却不乐意，低头或丢掉我的自由攻击恶的自由。我知道那会庸俗了自己。在文学上毁灭了自己。我还是在文学上行走吧。”（上249）
萧军多次与毛泽东交谈，有一次长谈达五六个钟头。毛泽东提到：“我真不自由啊！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在我没有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萧军说：“所以说，花子要了三年饭，给县长全不做，我这职业无毛主席不易也……”萧军感到毛泽东是理解他的。他写道：“我不遮瞒我什么，因为我不需要什么。对一切人我总是能交即交，不交即罢。”（上P453）
毛泽东对党内交往和党外交往有不同的方式。总的来说，对党内要保持他的威严，对党外则比较客气。不独是对萧军，在同其他党外长者或名流交往时，也十分注意给对方以礼遇。
从性格上讲，毛泽东对萧军身上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可能还有几分欣赏，萧军的坦诚和率直，也成为他了解真实情况的管道，所以，毛泽东当时乐于和萧军建立特殊的私人友谊。在萧军日记中记载，他出入毛泽东处比较容易，有时一块打麻将。有一次，李讷生病，毛一脸倦容，也还是耐下心来听萧军的滔滔不绝。
丁玲恢复党籍遇到麻烦，很痛苦。萧军让她冷静，不要冲动。他说：“政治信仰这是一生的大事啊……这不能比恋爱，也不能比结婚……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信仰啊……”（上Ｐ51）萧军对入党问题是认真的，他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过来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在政治上应该更深切懂得她，她是在党中难得的，她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他说毛“似乎也为我这话所感动。”（上452）
有一次在毛泽东那里，吃了两盅酒，萧军对毛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看是不满意的。”毛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我什么都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啊！比方我和你之间，我们讲话全要有限度，假使你不是负着一种责任的人，我们可以由手淫问题谈到人生问题……现在你已经一半不属于自己。”萧军认为他“从鲁迅那里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学得了柔韧。”(上P403_404)
但是，萧军对毛泽东还是有误读。1942年3月杨家岭解放日报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在场，博古有个检查。而后，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说：“据博古同志说，党报的党性不强，我却觉得有点过强了，强得已经成了孤立的火车头，没了列车。在边区里办报纸，我觉得要根据现存的环境，决定它的形式。……党的政策是什么呢？是统一战线，而这报纸却不是走统一战线的路……我希望此后的解放日报的魄力更大些，角度更宽些，这样我们才能合作下去。”（上Ｐ433）这次座谈会的背景，是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党性不强”很不满意。萧军的意见却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