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千年以来，对中共治理下的延安历史的研究，渐成显学。高水平的研究论著和有价值的回忆录不断问世，引起了学界关注的升温。第一手史料的开掘，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我认为，在这方面，《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牛津出版社2013年）公开出版，具有独特的意义。理由有三：一是这部日记是当时的同步记录，而非后来追忆，真实程度更高，且系逐日记载，从1940年8月15日截取，至1945年11月10日为止，分上下两卷，长达百万言，篇幅空前；二是作者写作的动机不为示众，只为给自己积累心得，留一份人生阅历的精神备忘录，所以记录见闻直言不讳，表达思想感情淋漓尽致，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到人际关系、感情纠葛，细节丰富，气象万千，斑驳多彩，有助于更详尽、更具体、更感性地进入延安文化；三是作者身份特殊，既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有很多直接交往，介入延安的文化旋涡，又尚未加入中共，保持着独立作家的客卿身份，臧否人事，无拘无束。
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接管延安以后，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界由党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作家、艺术家申请加入中共，成为潮流。大批青年投奔延安，积极要求入党；还有人历尽艰辛，从国统区去延安接受审查，要求恢复党籍。但也有几个知名文艺家，在延安无意入党，如诗人塞克、音乐家贺绿汀、画家张仃等，萧军也是一个。萧军在日记中，详实地记载了是否入党的思想纠结和感情波动。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
一、作家不是属员
萧军是东北辽宁人，原名刘鸿霖，生于1907年。1935年发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得到鲁迅的激赏与推荐，由此名动文坛。鲁迅逝世后，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萧军想到五台山打游击，因交通封锁，滞留延安半个月，其间毛泽东曾亲自到招待所拜访。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告诉萧军，他在重庆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经董必武等人的安排，萧军携妻带女，再次来到延安，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延安生活。
抗日是当时中华民族第一要务，而萧军又是最早出版抗日文学作品的左翼作家。一入延安，萧军就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他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成都分会理事，到延安便担任“文抗”延安分会理事。当时是供给制待遇，虽生活水平不高，却衣食无忧。萧军给胡风写信说：“在这里住有几种好处：第一不愁吃穿住；第二不必跑警报；第三不会有意外的‘横灾’，夜间可以不插门安安稳稳睡觉。不过，我还是觉得没有在这里生根，总想要跑跑，……有些人，一到这里就生根了，而且预备发芽下去，比方周文就能这样。”（上Ｐ89）
萧军到延安后受到各界重视，许多集会都请他到场发言。当时萧军从思想上愿意逐步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组织上却无意入党。他对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纪律约束，对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的要求是不接受的。他在人格上仍然师从鲁迅，保持着明确的作家独立意识。他提醒自己在延安从事文艺运动“勿甘心丧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变为浅薄的软骨病者或装甲的乌龟”（上P12）他在日记中说：“我是不高兴做别人的陪衬而存在这里的。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这两个党里面留下的，恐怕只是一些一般的人！我感觉党的方面，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官僚主义，人情主义的气氛很浓厚。”“这里要求攒党的人很多，他们睡不着觉，他们哭！真是可怜得很。”（上P1）
萧军把自己定位为：为人类献身的人。他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以是否有大的关怀、是否思想深刻为尺度。他认定：真正的艺术家在精神上是孤独的。有一次他对朋友舒群说：“你恐怕要像柴霍夫一样，是人类的朋友，因为你很能平易近人……我恐怕是托尔斯泰之类的人，我是越来越要孤独，也越要向人类传教了……人对于这样的人是远看的。”（上Ｐ123）
“我是个作家，我不独推进社会，而且要监督社会，我要和任何人平等，我不想领导人，但也不想被谁领导……这里‘权位’的气氛太深厚了……（上Ｐ129）。萧红是常常鼓励我的，她是有正义和文艺气氛的人。”（上P130）
曾经留法的作家李又然对萧军说：“毛主席对我是比普通党员不同啊！——他问着我——我和他是建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啊”萧军说：“我只能答应着，我心中暗暗悲叹着，一个权位者随便一点温情，对于受者是如何底珍贵啊！人类这种感恩的情操是可贵的，也是可怜的。”（上P424）
毛泽东表扬了萧军的文章《论终身大事》，萧军最初很兴奋，随后就告诫自己：“这恐怕是一种奴才性的感恩心理。”（上P432）
萧军常向亲人、朋友流露：“一个人无论何时不能放弃了人类的自尊，‘堕落’只是毁害自己。”（上P18）“我们这样的人是不适于常住在这里下去的……只是现在的环境没有办法……”（上P53）“欧阳山去宣传部工作，这使我感情上又遭了一下冲击。我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个独立不属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