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军《延安日记》
（图为萧军初到延安时的形象）
延安的“不和谐”音符
在萧军的一生中，与两位历史名人有着不解之缘，一个是文人鲁迅，另一个是政治家毛泽东。文化人看文化人，没有什么隔膜，但萧军看毛泽东就不同。萧军百年诞辰前出版的《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首次披露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其中载有不少对毛泽东的观感。
据笔者对该书的不完全的统计，从1941年7月18日到1945年11月9日，他曾十三次会见毛泽东。这些见面，大多是在毛的住地，有几次则是在萧军的住地。
不过，与许多文人不同的是，从一开始，萧军要见毛的理由，就是为了揭露延安的阴暗面，控诉他本人和文化人在延安的精神抑郁，以及所遭受的伤害，意欲向这位“小朝廷”的君主讨个公道。在1940年9月8日，首次决定见毛时，他已经“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存过高的希求”，并认识到“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的较好的人”，认识到“美丽之中一定要有丑恶的东西存在；常常是美丽的花朵要从丑恶的粪土里生长出来”。
他原本准备与毛泽东谈过之后就离开边区，但经过张闻天的慰留，他决定，为了这个他仍信任的党，自己不应向丑恶的事物退缩，而应留下与之“斗争”！
对于延安的“领袖崇拜”，他很早就表示了不满。在1941年2月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昨日下午去马列学院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片放得特别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祇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中国也正在进行这现象，这是奴性的表现，我反对它。……我决定，凡是政治上他们自己歌颂的人物，我就不再去描写他们，我要描写那些不被注意的人们”。
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在被推到第一个高峰时，他甚至撰文暗讽“借了同志们的血把自己伟大起来的人”。文章被送到毛泽东那里，这句话被删去了。但是毛不得不同意，应“多描写群众，少描写领袖个人”。
萧军不仅批评了“用政治刀子随便解剖文艺作品”的现象，还批评了中共党的文艺管理方式：“党性是需要，但是行帮习气是不需要的。”“叛徒本身固然可恶，而促成一个叛徒的原因更可恶。”
萧军说，“我用这样的话开辟了他们，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出了惊讶”。
建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被毛利用
毛泽东显然不需要这样的批评者。他曾经讽刺那些“吃着延安的小米，却骂着共产党的文人”，根本没有摆正自己和党的位置。不过，他发现萧军想要为党的文艺工作有所作为，想要在新生政权中确立鲁迅的偶像地位的雄心，是可以加以利用的。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大概是第一次披露，所谓“延安文艺座谈会”原本是他提议召开的。但毛泽东顺势接过了这个建议，并让萧军为他准备了文艺界的材料。而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按照“革命的需要”（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要求），对延安文艺队伍从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洗礼”，为将其锻造成一支“拿笔杆子的军队”奠定了基础。最终导致的，是党对文艺的绝对统治。
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当萧军想扮演主持公道的唐。吉呵德时，人们对他的表情已不再是“惊讶”，而是愤怒的声讨和无情的打击了……
萧军的延安日记披露，其实，从一开始，毛泽东就看穿，王实味的问题，实际上是文化人生活单调和性情抑郁的问题，他个人所不喜欢的祇是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冷潮”，认为那是“心理阴暗”的表现。有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表示他欢迎萧军式的“热骂”。至于王实味后来为什么成了“托派”？批评延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人都成了被“抢救”对象，有些（除了萧军自己的战友外）甚至成了“特务”？对此萧军有什么思考？在披露的萧军日记中并没有反映。据萧军的小儿子萧燕说，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仅仅是原件内容的三分之一，其余的大部分已经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所以，祇能给后人留下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