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事件”以后，萧军与当时也不入党的画家张仃有一段谈话。萧军记录：“我们一致认为，将来第一流的作家，任何党内不能存在、存在的尽是一些二、三流的呼‘万岁’之辈。他们也正需要的是这类东西。”(上Ｐ504)
1942年10月，有朋友和他又谈到入党问题，萧军是这样想的：“我告诉他们，我不抛弃文学的时候，是不会入党的，入党我就完全从事政权工作。我底入党与否，不是以我个人为决定的，而是以革命利益为决定，看我于哪方面更适宜些。”“中国共产党他们还不懂得作家，也没有真正的尊敬和关心，更不懂该怎样使用，我为什么跳进里面去毁灭自己。他们是为政治，我除开政治还要文学——更大的政治。”(上P627)
他说：“一个政党他们只需要一个能够把他们的口号，决定等披上一层艺术的外衣，达到一种目的作家就够了！”（下P27）
一次毛泽东造访“文抗”，萧军在交谈中说：“一个作家参加革命不是容易的，他反革命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有良心的，这不相同一个简单从事政治的人……”（上P260）
“我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艺术上，而不是政治”。（上P645）
五、萧军的无奈
“王实味事件”后，朋友们疏远了萧军，他感到“鸟尽弓藏，兽尽狗烹”，打算到边区各地去旅行，因开不出通行证，只好放弃。一边改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一边让心渐渐平静下来，并且认真读起《圣经》，“夜间把《约翰福音》读完。统计《新约》我每篇全读过一遍了。《旧约》还要再读一些。”（上544）
1943年3月“文抗”的作家纷纷下乡下厂上前线去体验生活，去不了的少数作家转移到其他单位继续“整风”。“文抗”撤销了，只在边区文协设立了通讯处。原址改为“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萧军因为“同情托派王实味”，哪也不能去，哪个单位也不敢要他，只好仍住原处，成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客人。从外地调回来的同志们住到招待所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招待所的负责人没有让萧军夫妇参加整风小组。边区政府号召“生产自救”之后，王德芬参加了纺纱组，萧军则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
12月初，王德芬因临近预产期，每天三餐从山上窑洞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饭困难。萧军向招待所负责人提出，可否让他把王德芬的饭带到上山去。负责人不客气地说：“不行，任何人都不准特殊化！”萧军解释王德芬爬山已经很困难，请照顾一下。负责人仍不通融。萧军日记中写下他们的对话：“你和你老婆，甚至学委会的委员们，不是让小鬼给你们一天三顿都送到山上窑洞去吃吗？这不是特殊化？”负责人大发雷霆：“我是主任，你敢批评我？”最后下“逐客令”：“你嫌这不好可以走”！“走就走”，于是萧军决心离开招待所，下乡种地当老百姓，再也不吃这份供给粮，受这份窝囊气。
萧军领着待产的妻子和两岁数多的儿子，捆上简单的行李，就去找陕甘宁边区政府。他们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存粮的半地下石窑，一个马槽当水缸，安了家。萧军自己砍柴、担水、开荒，给妻子接生，过起艰难的农家生活。他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去砍柴，怕孩子被狼吃了，只好绑在树上。1943年初，县政府停止供给他粮食，也没有动摇他在乡下生存的决心。他借口粮，借农具，借种子，并提出为边区政府做文化工作，等待答复时，口粮告罄。老乡对他不信任，又“无工可揽”，可见生存之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如今是生活在烂泥沼里，不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停止，要忍耐着咬紧牙齿爬过去啊！”（下P314）
1944年3月3日，受毛泽东嘱托，胡乔木带着县委书记来造访，动员萧军回延安。妻子提出，此处没医没药，“孩子病了怎么办？”萧军只好同意回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竟坦白地和他们谈了我回延安的目的——准备入党——他们当然是被一种不信任的感情惊异着。”“我大致为他们解说了这过程：1、我自从到乡下以后，对于革命的真理又多了一面认识。2、中国革命需要更迫切的是什么。3、这是我应该入党的时机。4、我来农村的目的等。”“感情是我自己的，理性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我是决定服从后者的，我所以放弃了我的感情上的不舒服——这也是不容易的——它经过了十五年的矛盾！”（下P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