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为观止的集权事功
中国大规模植树工作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自1978年以来，该国在其绿墙倡议下种植了约660亿棵树，这是一个旨在减缓戈壁和塔克拉马干沙漠在中国北部蔓延的长期项目。
根据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的一项新研究，卫星观测显示，这些种植的森林的叶子树冠扩张速度比附近的天然森林快66%。研究人员将快速生长归因于年轻的树木、积极的森林管理、使用快速生长的物种、战略间距以及与周围植被的竞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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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旗渠之治水事功极致
以人力兴大工程，原是一种“大河文明”，从几千年前古埃及和金字塔就开始了，或它也可称为一种“治水社会”之功效。
易兴大事功也易生大灾难，应是“治水社会”衍生的一个特征，我从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着《崩溃》一书中，看到非常贴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国海岸线平直，无大型半岛，主要河流由西向东、平行排列，利于“大一统”，因此早在公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统一局面就压倒分裂，这也使得统治者可以在广大的疆域内，随意改弦更张，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须臾之间。
在中国，这套事功的典范即那条“红旗渠”，真乃古今中外也找不到这么完美的一个“治水社会”，且出现在二十世纪，一九七五年我在豫北跑农村，跑得最勤的地方，是安阳（彰德府）西部最缺水的太行山区林县，“红旗渠”如一条青龙缠绕太行峭壁，乃是文革期间全中国最惊人的水利事功，非常难得而生动的一个“治水社会”标本。
林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山地面积占70%，所谓“七山二岭一分田”。这里的太行山余脉，皆自西向东倾斜，地质构造犹如漏斗，留不住水，几条过境河，才露出头就都流走了。明朝以来五百多年间，大旱104次，民众皆往山西逃难，吕梁山一带多有“林移村”。对付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自古松散、官府不达县以下的中国民间社会，自是无可奈何。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管辖过于广阔而无效率，不能具体而微，后来“蒋介石及国民党因抗战而替新中国造成一种高层机构，毛泽东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种新的底层机构”，这个理论在林县被应证得淋漓尽致。五四年派来的县委书记杨贵，受“大跃进”氛围激励，萌发从山西引水的“狂想”，并锁定漳水，即《西门豹治邺》中提到的“河伯娶妇”的那条千古闻名之河。
“红旗渠”开凿于文革时代，乃是可以跟山西大寨媲美的一个奇观，实际上超越大寨。周恩来曾不无自豪地告诉国际上：“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但是对这个奇迹，至今没有一个到位的解读。其实杨贵以旷古未有的“底层机构”制度（党），组织十万农民，一锤一铆地削平一千多个山头，打通两百多个隧洞，在太行山的岩壁上，开凿长达1500公里的引漳入林工程，与其说它跟玛雅金字塔和复活节岛石像一样叹为观止，倒不如说它奇迹般地把“治水社会”重演一次在现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