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是磨成粉的土茯苓（菝葜的干燥根茎），雅号“代食品”，很快就成了主角。馒头因掺杂了大量土茯苓粉，成了枣红色，吃在嘴里像嚼细木屑，有点割喉咙，但这比起饿肚子，根本不算个事。红馒头虽没白墡泥（观音土）耐看，但至少有点营养；虽能引起腹胀便塞，但不像白墡泥，完全不能消化，直至把人活活撑死。因此，比起农村人吃光草根树皮，再去吞白墡泥，城里人能有红馒头果腹，算“洪福齐天”了。
菜以白茎牛皮菜为主。食堂的大锅，天天都在煮，大家的饭碗，顿顿被光顾。听说烂了的牛皮菜，吃多了会中毒，但这只是“听说”，我们周围的人都不曾中招。毕竟，那时想海吃一顿牛皮菜，都只能是一种奢望。
电影《洪湖赤卫队》上映后，每到饭点，学生们便把饭碗敲得叮当响，唱着“洪湖水呀长又长，人心向着吃饭堂，拿起钵钵打三两呀，还有一碗白菜汤”，涌进大饭堂。吃饭速度之快，堪比如今那些唯独对美食激情四溢的“干饭人”：带着一口气干掉一锅的猛劲，顷刻便见碗底。
饭不够，零食凑，这零食取自校园中。
校园里有几棵大洋槐树，春天一到，白色小花缀满枝头，清香四溢。新鲜槐花的花心，内含丁点儿甜水。饿急了的我们，常常不等槐花落地，便猴急地爬上树，摘一串槐花，梭下树，尖起嘴巴猛吸。听说槐花拌面粉烙饼好吃，但此时各家的面粉和用油权，掌控在大锅饭手里。所以，即便花落一地，也提不起我们的捡拾兴趣。
满坡蓬勃的构树，往日的遮阳伞，此时的果腹物。构树的叶，毛多且粗，超越了食道的承受力，一般用来喂猪。构树的花，不漂亮，但能吃。春天，雄性构树上，垂吊着淡绿色的“长桑葚”。我们把它捡来，在开水中过一遍，揉进面粉里，蒸成粑粑，口感软糯，相当不错，但那是大锅饭取消以后的事了。夏日，雌性构树上，高挂着红彤彤的小灯笼，引人流涎。因树高不易采摘，我只有骨折似仰脖，等它成了自由落体，又摔得烂哇哇脏兮兮，一如豆腐掉进灰缸里。但只要它没全身心拥抱泥土，我会捡起来，将干净的一面塞进嘴里。甜甜的液汁，填不饱肚子，却能暂解饥渴。
梧桐树结的籽（俗称桐毛豌）也能充饥。毛豌豆长得袖珍，连壳带芯，只有豌豆大，颇对不住它赖以栖身的粗枝茂叶。剥去外壳，它的芯子仅绿豆大。因为含油，毛豌豆炒熟后挺香。只是炒这迷你豆，要耗费柴火煤炭。而且它结得不多，凑够炒一锅的量，需要耐心，所以家里难得炒一次。听说生吃有毒，但我还是得空时，捡一把，揣兜里，剥几颗，塞嘴里。
还有一种贴地长的小青草，草梗紫红色，貌似甘蔗，嚼起来有一丝微甜味。当我饿得头晕眼花时，会悄悄扯几根这“微型甘蔗”，洗洗搁嘴里。
遛黑市
大锅饭吃了约大半年，颓势尽显，难以为继。终于，在上级撤销令和人们的怨声中，结束了。
众人的饭碗重又回归各自家庭，面对有限的粮油供应，普通百姓头脑中的各种“刨食”对策和创意，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以往绝对禁止的自由贸易（那时称为黑市），如雨后春笋，从城市的角角落落钻了出来，政府则对此眼开眼闭。经济宽裕的人家，总算找到了打发多余钞票的地儿，纷纷涌向黑市，购买高出票证限价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食品。因为市场姓“资”，芝麻官或一般党员怕被人发现后，会被指“立场不坚定，助长投机倒把”。所以，他们去那里，有点像“鬼子进庄”，偷偷摸摸地。
我家六口人，全靠母亲当中学教师的工资养活，没余钱到黑市潇洒，但也有三次例外。
第一次，母亲揣着好不容易攒的十元钱，带我到大阳沟菜市场附近的黑市，买煮熟的咸鸭蛋。母亲挑了六个，交给卖蛋大妈。怕“抓精”（饿慌了的扒手）祸害，大妈将蛋放在一起，用一块布盖上了。母亲点好钱，正要递给大妈。突然，一只脏手进出布单，如疾风迅雷，一只咸鸭蛋秒间没了影。母亲还未回过神来，大妈又一把夺过了母亲手中的钞票。因为咸蛋是经大妈之手放的，心痛的母亲遂与大妈理论。可那大妈饱经买卖风云，更何况，她靠此为生，也输不起，必然锱铢必较。于是，她调升八度，嘴炮如雨。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不善与人争辩，哪是她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强弱顿显。母亲只好自认倒霉，收起五个鸭蛋，拽着我的手，气鼓鼓地离开了。
第二次，母亲带我们到小什字，吃有名的“九园”包子。饥荒年间，票证配给供应外的所有食品，都是高价。“九园”包子0.6元一个，骨头汤0.5元一碗。0.6元钱，如今听来确实便宜，但在饥荒年之前，肉包子0.08元一个，0.6元可买一个大南瓜。小包子与大南瓜，体量如同小兔与大象，差距悬殊。但此刻，小包子在我眼中，简直就是可爱无比的洋娃娃。母亲给我们各买一份（包子和汤），让一直只能看着有钱人进出的我们，多少满足一下口腹。香气扑鼻的包子，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舍不得下手。直到母亲说“冷了就不好吃了”，我们才用手掰下一小块，小心翼翼地放嘴里，等包子面皮在口水作用下，变成纯甜味，再郑重其事地吞下去。
“九园”包子虽比一般包子秀气，但不像后者，一口咬掉一小半，还不见芯。肉馅足的包子，下肚后，从嘴到胃，肉香萦回，呼口气、打个嗝，都能让近旁的人闻到肉香气。白如玉液的骨头汤，我们舍不得喝，开始时，用筷子蘸蘸，放嘴里舔舔，后来才用小勺，一点点地往嘴里送。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和二哥都沉浸在对那顿美食的绵长回味中。
第三次，母亲领着大哥去办事，到下午了，两人还没吃午饭。看着大哥蔫蔫的模样，母亲给大哥买了一个高价包子。大哥刚将包子放嘴边咬了一口，身边便如旋风刮过。待他回过神，手中的包子已无踪迹，定睛一瞧，只有不远处“抓精”飞逃的背影。好在他还剩奋力呼喊的力气，“哎，我的包子！我的包子！”痛惜而沮丧的声音，穿过马路，街中回荡，引得见惯不惊的两、三路人，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
国营食品店也有糖果糕点供应，但都要凭票，有钱也白搭。
糕点每人每月二两。一家人的糕点票，一个月能买一斤二两。凭票买的糖饼，一个月吃上两个，便感觉心在淌蜜。那时，母亲难得带我们上趟街，但只要走到糖果店，我们便会隔着玻璃橱窗，咽着清口水，偷偷地向内张望，里面的桃酥饼和蜜麻花，就是“诗和远方”。
一天，母亲带我去买凭票供应的糖果糕点。出了商店，母亲掰了半块糖饼递给我。手捏饼子，我心花怒放，数着饼面上的芝麻粒，不觉中与母亲拉开了几步远的距离。我正要张嘴啃饼，突然，身后传来“给我吃点吧”，声音小且沉。我吓了一跳，转过身，看到一位身着工装、头发花白的中年人立在身后，饥渴地盯着我手中的饼子。我本能地用手捂住饼子，快步跟上了母亲。那一幕，在我脑海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每每想起那哀求的眼神、沙哑的嗓音，心都隐隐作痛。
糖果每人每月一两。每次母亲买回硬糖，就装进桌上的罐子里，周六晚上，一人分两颗。我们很自觉，不会去偷吃。一次，我们展开糖纸，发现糖果表面湿漉漉、光溜溜的。原来，二哥没管住自己的嘴，将最后剩下的几颗糖剥去糖纸，偷偷地呡了一遍，再完璧归赵。没过几天，我们又发现，小糖罐里垫底的几颗“光咚咚糖”（未提纯的进口古巴糖，褐色。做成糖果后，不包糖纸，外裹一层粗颗粒白糖），像被水洗过，几乎粘为一体。面对我们疑惑的眼神，二哥倒是痛快，直言“我呡了”。此时的二哥，只要糖能碰嘴唇，管他丢人不丢人。我们知道二哥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如此不“光明磊落”。见大家都要求母亲原谅二哥，母亲没有责备，沉下脸吐出一句：“绝不能再有下一次！”
母亲买凭票供应的糖果糕点，一般去离家不远的华山玉糖果店，但有一次她舍近求远，去了解放碑的冠生园。原来，她听说华山玉糖果店早上开门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双目圆睁，已经死了。他的身边，有一些散落的饼干，装饼干的纸箱里，饼干少了不少。这个饿慌了的人，想必是半夜钻进店里，吃了大量饼干，又没喝水，随着饼干在肚子里慢慢发胀，把他活活撑死了。“可怜啊！他死的时候，不晓得好难受”，母亲边说边叹息。
饥饿像魔法，不久就让我们瘦得脱了相，特别是我和二哥：脸若刀削，笑起来嘴角似乎要抵达脖子根，胳膊如鸡腿，浑身除了骨头好像只剩了肉皮。上课时，眼睛瞟着窗外，看见飘下的一片黄叶就想：若飘下的是一块包谷粑粑就安逸了；做作业时，手会微微颤抖，写的字更像鬼画桃符；走路时，脚像踩在棉花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最难受的是胃，“咕咕咕”地不断叫唤，难得一回多喝了点儿包谷羹，打个酸嗝，还不舍得吐掉酸水，猛地咽下去，一不小心又把自己呛着了。再后来，胃像腿肚子一样开始抽筋，一阵猛过一阵的疼痛，让人好一阵子缓不过来。还有肠子，饿极了的时候，感觉里面似有小虫子在爬，痒痒地。
大哥是家中唯一的“壮劳力”，包揽了一应重活。我家住二楼，自来水、厨房都在楼下。全家人每天的用水，基本由大哥手提一只二十来斤重的水桶，从离家二十多米远的地方拎回来。夏天，一家人的洗澡水，需要大哥来来回回地跑五、六趟。房间没下水管，倒洗澡水，靠他用大木盆端下楼。饥荒年间，终日饥肠辘辘，他拎水桶时，手打颤，端木盆时，腿抖索。正是吃长饭的年龄，营养跟不上，一年不到，他的视力急剧下降，上课坐后排，完全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不得不配了眼镜。
黑市五花八门的商品交易，是城市吃紧的物资供应的缓冲剂，拥有它们的前提是，口袋里有足够的钞票。那时，普通家庭每人月均生活费十几元，贫困家庭甚至只有几元，想购买这些高价食品，掰指算算，也明白够不够。那些经济相对宽裕的人家，即便为了嘴巴舍得花钱，但钞票却撵不上“黑市”物价的涨幅。到后来，就是那些箱底有存货的少数有钱人家，也渐渐感到囊中羞涩了。
只要尚存一口气，“斗饿”就得动脑筋。吃不饱，又没钱逛黑市，困窘中的人们，走上了自力之路。
挖野菜
初始的自力之路是到郊区农村挖野菜。
每到星日，三个哥姐每人背个背篼，带上五个包谷面馒头，到大溪沟河边乘过河船，直达嘉陵江北岸。过河后，再走几里路，到五里店一带“寻宝”。由于早上喝的稀饭，三人刚过了河，胃便空了。想着反正馒头早晚要吃，早吃早享受，于是未等开工，哥姐便把当午饭的馒头啃个精光，结果从中午到晚上，都饿着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