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1962年
大规模持续性的饥饿对于我们这代城里人，时间不算太长，三年多。我们所感受到的饥饿程度，也没法与农村人相比，毕竟我们有基本口粮供应。即便同为城市，因地区差异，亦有程度之别。只因这段历史，正值我年少时期，所以印象深刻。
幼时饱
我幼时生活挺滋润，没有过饥饿感。
1957年秋，母亲从北碚区的重庆师范学校，调往市中区（现渝中区）的重庆41中学（现巴蜀中学）。那时我三岁多，对生活有点模糊的印象。
市中区购物方便，母亲知道黄油营养价值高，每天早上吃馒头，她会切薄薄的一片黄油，夹在馒头中间，再递给我们。刚开始，我们感觉黄油馒头很稀罕很香，吃得分外来劲。但很快，我们患了“山猪儿不爱吃细糠”的毛病，觉得黄油好腻人，便将黄油馒头掰成小块，偷偷往山坡下扔。这些劣行，当然得背着母亲。若被她发现，轻则让哥姐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重则第二天早上只能喝白稀饭。且这一待遇，母亲根据家中经济的实际，很快就取消了。但我们“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日子表明，那时的食物供应，还是挺充足的。
还是大哥懂事。他从不糟蹋粮食，若看见我们扔掉的馒头，会默默地捡起来，撕掉皮，自己吃了。他进初中时，还未到饥荒年，每天上学前，他要倒尿罐、到食堂买饭，两趟下来，常常来不及吃完早饭。他只好一手抓内夹芝麻酱的馒头，一手提着书包，朝教室狂奔。学校课堂纪律严，不容许带食物进教室。馒头要吃，课堂纪律也得遵守，大哥只好将馒头放进裤袋，到教室坐定后，悄悄掏出，塞进课桌，等老师回转头写黑板时，抠一小块塞进嘴里。怕老师发现，他嘴不敢动，只能用舌头调动口里的唾液，慢慢地“呡”，一吃就是大半节课，虽有“做贼”的心虚感，却扛不住诱人的芝麻香。时间一长，大哥对这种吃法颇为受用。但若遇到上语文、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老师写黑板的兴致转向口若悬河时，他便头大了。此刻他焦虑的，不是如何不被老师发现，而是来自饥肠的长吁短叹，如何不被同桌听见。
不久，我进了人和街幼儿园。因是住读，周六下午才能回家。与家人在一起，我感觉温暖，所以每周一早上大姐送我入园，我都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一天，我发现平日紧锁的园门开了条缝，我太想家了！趁吃晚饭，保育老师忙着分饭菜的功夫，我溜出了门。我家刚搬到41中时，住在东山坡坡顶的旧房。那天，我沿着回家路，上坡下坎，几番折腾，天黑尽时，终于到家了！我突然在家门口冒头，让正吃晚饭的母亲，吃惊得掉了筷子。吃完饭，我与哥姐玩得正欢，敲门声响了，原来是保育老师。满头大汗的她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带着哭腔：“总算找到你了！”我可怜兮兮地望着母亲，被容许在家“赖”一晚，第二天一早，被重新“收监”。
其实，那时幼儿园的伙食很好，早餐有包子馒头花卷稀饭，还常有牛奶鸡蛋肉松。中午和晚上，肉丸子、红烧肉、萝卜炖肉……班里许多小朋友，顺势吃成了苹果脸。我虽不挑食，但没珍惜这宝贵时光，从不“莽起胀”（使劲吃），以致后来到饥荒年，每每想起，肠子都悔青。
1960年9月，我入读巴蜀小学，是走读生。每天中午回家吃饭，要经过一条壕沟。我本可从壕沟边的小路，绕到通往家的石梯坎正路。出于贪耍，也为抄近路，我总是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偏偏要去攀陡坡。来到沟边，几个小伙伴排成一溜，抓住壕沟中间的一根细水管，一个接一个，弓腰驼背往上爬。到家后，顾不得一脸热汗，直接洗手端饭碗。
尽管如此，我却十分羡慕班里的住读生，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受家长管束的自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天天在食堂吃饭。每当我回家，排队等候爬水管时，我会幻想：正与同学们嘻哈打笑你推我搡奔向食堂；排队买饭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围坐饭桌拼命夹菜使劲刨饭；锑勺将饭碗刮出“杀鸡杀鸭”的动响……
没想到，我这梦很快变现了。只是，它全然没了想象中的妙曼。
大锅饭
1960年，国家已经进入困难时期，我头脑中的饥饿记忆，始于城市强制人们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当时，居民由政府按职别、年龄大小，决定配给口粮的多少。小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16至21斤不等。
上学没几周，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同学们都要吃集体食堂了！总算能与住读生一起享受“打平伙”（聚餐的一种方式）的待遇，走读生们脸上笑开了花。我们班的同学多为6岁至7岁，尚处于发蒙年龄，从老师的描绘中，我们懵懵懂懂地以为：吃共产主义大锅饭，如同登云梯看峻岭，“风景这边独好”。
开饭时，每班按八人一桌，分成五桌，由班主任指定的班干部担任桌长。吃饭时，桌长叫上两个同学，先到窗口端回饭菜，再分到同学们碗中。全校几百个学生，突然集中在一起吃饭，这下可忙坏了厨房大师傅，舀菜盛饭的几个窗口，桌长们的脑袋似雨后林中的蘑菇，齐刷刷地冒出来。吃饭时，食堂没有足够的桌凳，那也无妨，大家就围成一圈，蹲着吃，小同学们干脆席地而坐。
刚开始吃“大锅饭”时，光景不错。早饭每人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小半勺咸菜。中饭或晚饭，每人一碗米饭、两勺菜。这么多人聚一块，大家新鲜感爆棚，说说笑笑，堪比麻雀吵架，房顶都快被掀翻了。好光景维持了没几天，早饭的馒头没了踪影，只剩一大盆稀饭。干货沉底，分稀饭时，个个眼睛盯着桌长的饭勺，那情形，像饭盆里都能捞出眼珠子来，人人都盼望那最后一勺，能倒进自己碗里。中午和晚上，红苕代替了米饭，菜也经常省去了。此时，大伙肚皮的鼓与瘪，取决于桌长手中的饭勺。
我们的桌长出身于干部家庭。她刚入学，就因根正苗红，爱帮助同学，深得老师喜爱，同学拥戴，当了班长。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权力”真是难为了这位七岁多的小班长。记得那天晚饭分红苕，她就不免尴尬：公平分配吧，自己是住读生，晚上肚子一旦闹革命，可不比走读生，可从泡菜坛中，捞一块老姜嚼嚼，再不济，还可喝一碗白开水；“以权谋私”吧，败坏了形象，同学们会怎么看自己？这班长，还当不当得下去？当然，这只是我如今的主观猜测，当时的她，恐怕压根就想不到这些。但不管怎样，大红苕在她手中，抓起又放下，放下又抓起，足以表明她的矛盾心理。如此反复几次，勾得我们眼热心痒。想起玩“击鼓传花”时，都怕花落在自己面前，但此刻，我却盼望班长抓红苕的手，刚好在自己这儿松开。小心脏真有点受不了！最终，班长的面子还是抵不过肚子，两个壮硕点的红苕，出乎意料地落入了她的碗。因为饥饿感强烈，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今想来，古代西方的“切饼”论，将操刀权与选择权相分离，人性自觉与规则制约相统一，挺公平，也挺合情。
吃饭时，食堂会提供几大桶腌菜汤。腌菜汤不限量，随便喝。低年级的同学个子小，“抢汤”占不了便宜。于是，每次食堂关门前，总会看见几个瘦小的小同学，围着大木桶转悠，踮起脚尖，手伸进高高的木桶，不停地用铁勺捞残存的腌菜叶。木桶高且深，小同学捞得格外吃力，为了能够捞到，孩子的瘦胳膊，小半截子都泡在汤里。
捞腌菜的阵营里，少不了我二哥。他那时已八岁多，个头却比七岁孩子高不了多少。所以，他的“捞姿”更独特：脚离地，半个身子悬在桶沿，像拦腰架在单杠上，随时准备练空翻。一次，一位小同学捞来捞去，突然感觉铁勺比平时重，他以为捡到“刨财”（发横财），兴奋得大喊“我捞到菜头了！”提起勺子一看，原来是只死耗子！一旁惊呆的二哥，从此不再光顾腌菜汤。
臭烘烘的腌菜在操场坝晾晒，饿慌了的小同学，目光总在上面扫。想伸手，又怕被捉到，不光要挨老师的“刺”，更怕被同窗指为“偷儿”。毕竟是孩子，没几天，课间休息时，总能看见几个饿慌了的小同学，不管不顾地抓起菜叶梗，便往嘴里塞，个别小同学还因塞多了，在操场哇哇地吐。此刻，道德觉悟在“饥寒起盗心”面前，垂头丧气得很。
那时，二姐读小学五年级，我和二哥分别读一、二年级。二姐一贯自我要求严格，而我，可能没有二哥爱“翻筋”（好动），体力消耗小点，所以虽感到肚子饿，但喝两口自来水，勉强能忍。二哥呢，虽饿得蔫不拉唧，但他“傲兮拉弥”（清高要面子）的个性，决定了他哪怕饿得眼冒金星，也不会去碰操场上的腌菜。
转眼元旦节快到了。那天中饭，食堂除了按定量供应外，还额外熬了几大桶红苕稀饭。无限量的红苕稀饭，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口腹之欲。很快，食堂便见一群又一群的学生，挺着西瓜肚，迈着八字步，打着“横锤”（用衣袖擦鼻子嘴巴上的饭嘎巴），鱼贯而出。惟有二哥，完全不顾肚皮的容量，一碗接一碗地灌。最后，鼓成顺风帆一般的肚皮，让他直不起身，弯不下腰，躺不了地。他只好半跪着，半个多小时后，才一步一步挪回家。
最让我难忘的是，班里一位小男生，可能因为在家中面条吃多了，接着又一口气奔到教室。到教室后，随着一个饱嗝，他胃里的面条，一下子吐了出来。随后，他快速捧起课桌上的碎面条，一股脑儿往嘴里塞。
那时，大哥上初三，大姐上初一，俩人同母亲一起，在中学食堂吃大锅饭。
每天早上，大哥大姐端起各自的饭盒，到食堂买稀饭。食堂熬的稀饭，看起来“黏冻冻”（稠乎乎），其实撒了碱。两人手捧饭盒，边走边吃。清香的稀饭，仰脖喝倒是痛快，但嘴巴不过瘾。于是，一点一点地用锑勺送进嘴，一口一口地用舌头细品，直到米粒在唾液酶的作用下，生出甜味，才慢慢咽下去。饭吃完，用锑勺在盒壁刮出刺耳的“吱吱”声，舌头再尽量伸长，舔残存的饭汁。大哥那时处于身体快速发育阶段，上完第一节课，肚子就饿了，后面三节课，只能硬扛。
中午和晚上，三人从食堂买回米饭或红苕、一碗少油无肉的炒蔬菜。米饭虽说每人三两，但怎么看都感觉分量不足，红苕也是出奇地苗条。一次，母亲看着六根比胡萝卜略粗的红苕，实在气不过，直接找到食堂：“你们自己看看，让我们几个人怎么分？怎么吃？”食堂师傅自知理亏，只得补了三根。至于菜，去晚了便没有了。于是，不时出现咸菜下饭或只啃红苕的情形。
我们三个从小学食堂吃完饭回家，总能赶上母亲和大哥大姐正端起饭碗。眼馋的二哥，忍不住围着饭桌“巡视”，见到哥姐不小心掉在桌上的一颗饭粒，手快如闪电，捡起便放嘴里。逢此，母亲会拨一点自己碗里的饭，或掰下一块红苕，递给他。一开始，二哥“不要、不要”地谦辞。经不住米饭的诱惑和母亲的催请，半分钟不到，他就抓起了筷子。
那年月讲究精神变物质，肚子可贫困，精神须繁荣。所以，学校的秋游照旧进行。看山岭景色，踏河滩浅草，不能空着肚子。学校便临时下放“大锅分配权”，让家长给自家娃儿准备填肚皮的东西。
这事，对那些家庭经济宽裕，有钱买高价食品的家庭，容易；对那些父母单位没条件办食堂，只能自己开伙的家庭，也不难。难的是那些吃食堂大锅饭，家中子女多，父母工资又低的家庭。怎样让乘兴而去的孩子，不致因肚皮抗议而败兴？当爹妈的自有招数。设法借来少量面粉，和着菜叶，调成糊状，倒入锅里，摊出一个有盐没油、不成形状的面饼。记得我带的，就是母亲做的浆糊烙饼。饼太软了，母亲特地用饭盒装上。但班上个别同学，却是空着手去的。
终于放敞了，大家狂追疯跑，全然不觉肚子饿，只是到了饭点，才感到前胸贴后脊。这时，老师示意带了吃食的同学，分点给眼巴巴看着的同学，同学们积极响应，“亲亲以睦”的传统美德，不经意间就这样死灰复燃了。
也有“吃福喜”（白吃）的例外。一次，二姐班上组织郊游，因班里一位同学的爹是公安局长，大伙便跟着沾光，不仅坐上难得一享的大汽车（一般都坐敞篷卡车），且每人发一个牛皮菜大包子。过河时，一位同学乐极生悲，包子掉下了河。迅雷不及掩耳，他一个鱼跃，下水捞起发泡的包子，三下五除二，吃得不剩包子渣。
几个月后，巴蜀小学的大锅饭取消了，我们三人的粮食关系，转到了母亲所在中学的食堂。能与母亲和哥姐一起吃饭，我们很开心。只是，各单位继续规定员工吃集体伙食，所以，我们的大锅饭，不过是换了场所。
饥荒之初，粮食尚有粗细搭配。细粮是米面，粗粮是红苕。但好景不长，粗粮很快成了主角，以红苕和包谷面为主。
吃红苕时，母亲总是按各自的定量和胃口大小，大致分配一下。我从小听母亲讲“孔融让梨”，懂点儿“兄友弟恭”的道理。一次，我看了看自己的红苕，又看了看大哥的，随即拿出一个还给母亲，说：“我吃不了这么多，这个给大哥”。为此，母亲在哥姐面前，多次表扬我，且常向外人提起，俨然成了谦让的现代版。
刚吃包谷羹羹时，迫不及待地喝一大口。没料到，羹羹很烫，立刻就想吐出来，又不舍得，只好含着羹羹，大口地哈气，硬生生地让它在口中冷却。结果，天堂板（上颌）烫出几个似泡非泡的疙瘩包。后果很严重，教训很惨痛，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吃苦头容易使人变聪明。羹羹喝完后，再死劲伸舌头，沿着碗边舔（以致现在我只要揭开酸奶瓶盖，就有伸舌头的冲动），再用开水涮碗，扫荡残余。吃了被烫的苦头，我们很快总结出“喝羹经”：将一碗包谷羹放在半盆凉水中，等碗的边缘变冷，先慢慢地喝出一个豁口，满碗羹羹，便断崖似的与碗沿分离，自动往嘴里垮塌。一碗喝光，碗似水洗，光滑洁净。
有段时间，粮食供应特别紧张，粗粮也成了稀缺品。于是，粗粮退位，“瓜菜代”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