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田边路旁，坡上沟底，三人手握小刀，睁大双眼，一路搜寻，将野菜一棵一棵地从土里挑出，一兜一兜地连根拔起。
地地菜（荠菜）形如其名。贴地而长，爆接地气。叶小色深的它，清香中略带鲜味，堪称野菜极品。看到地地菜，哥姐便喜形于色，快速上前，小心翼翼地用小刀连根挑出。若一趟挖到了足够的地地菜，就意味着这个星期可以吃上一顿素菜包子。
清明菜姿色迷人。白蒙蒙的全身，似倍受雨雾青睐。它吃起来绵扯扯的，用它和着面粉烙饼，倒是不错。只是，每人每月仅二两菜油，清明菜又格外“吃油”，所以，烙饼轮不到它头上。但它和着面粉蒸成饼子，绵扯扯倒变得有嚼头了。
空头菜亦如其名。从主干到支干，全部空心。浅淡绿叶，神气活现地伸展，顶部白花，如打开的小降落伞。它块头大，招人眼，往往被先到者挖走。它的口感无特色，不苦不酸也不鲜。
马齿苋浑身肉乎乎的。茎秆紫红，叶片碧绿，看着就招人爱。因它能清热解毒，菜药价值集于一身，所以很受母亲夸赞。它味酸，得用水焯一遍，才能入口。我们吃它，如同嚼山楂，倒也陶陶然。
野苋菜生就一副有机菜模样。淡绿的茎秆叶片，一望便猜它营养肯定丰富。它长速快，不让寻宝者淘神费力。它的口感虽不能与地地菜比拼，但同样让人嘴巴爽快。
野香葱身形独特。光脑袋白白圆圆，绿叶子细细长长，典型的头脑发达四肢简单。它无论拌在菜里提味，还是直接撒上盐下饭，都辛香四溢。哥姐每次挖野菜回来，只要背篼里有一把野香葱，我们就有幸福果实从天降的感觉。
哥姐“寻宝”，能遵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教诲，但也偶犯小错。一次，大哥见水塘边缘的小荷露出尖尖角，以为是漏收的残藕，伸手便拔，心想今儿捡到大便宜了。谁知，藕刚扯出水，就有农民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逮个正着。原来，这是生产队刚栽下的藕，社员早已在此布网严防。大哥被带到生产队队部，看见一屋子正在开会的人，他心里发毛，腿直抖索，一迭连声“我不知道是刚种下的”。生产队长要他写检查，他如实陈述事实，还深挖思想根源，表示“坚决改正、决不重犯”，并在检讨书上，写明自己是41中学初三某班的学生。只是签名时，他灵机一动，落了假名。
大姐找不着大哥，顺着小路，边找边喊。来到一座旧房前，不料正是生产队队部。她守在大门口，不停地叫“哥哥”。生产队长见大哥不像小偷，“认罪”态度诚恳，又是十来岁的细娃，他也不想为这种芝麻事淘神，就把大哥放了。出得门来，大哥强装镇静，候在门外的大姐，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却已是双腿打闪。
大哥人虽被放出，心却还悬着，生怕那份检讨书寄到学校而影响中考，若如此，那自力之路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点。惴惴不安一个多月，终没见动静，才松了口气。大哥本就胆小，再经此一劫，想想都后怕，以致此后多年，见着塘藕都绕道而走。
饥饿的折磨，激励着哥姐多挖野菜的执念，在乡间田野一转就是一整天。天气热，时间长，三个平均年龄不到十四岁的大孩子，会手脚发软，哈欠连天。于是来个劳逸结合，坐田埂边，躺山坡上，听溪流淌水，看乡野风光。
一次，哥姐坐在小河沟边，突然看见一条小蛇沿着河边的石头缝，快速往上爬。再一瞧，一只小鸟杵在那儿，一动不动。“菜花蛇咬倒缺块（土黄色小青蛙）造孽”，惨剧就在眼前。哪知小鸟是装睡，见势不妙，“扑棱棱”逃之夭夭。
暖阳下，哥姐躺着躺着，进入了梦乡，不多会儿，便浑身酥酥痒。“蟥司蟥司蚂蚂，请你家公家婆来吃嘎嘎”。原来，蚂蚁们纠集七姑八舅，把哥姐当嘎嘎（肉），正啃得酣畅。以前，只听说过“蚍蜉撼树”，没想到灾荒年，蚂蚁也饿昏了头，麻起胆子要啃人肉。
累了歇气时，哥姐会玩“打官司”的游戏。扯一把官司草，取一根最粗壮的，各绾一个小环，再分别将自己手中的草，从对方的草圈中穿过去，各自拉着自己的草使劲扯。官司的输赢，以谁的“官司脑袋”（草穗头）未被斩首（草穗头与草茎分离）而定。赢的人，大拇指顶着鼻尖，幺指头竖得笔直，洋洋得意地左右来回晃，一连串“该我翘！该我翘！”。输的人，一口一句“我的草太细了，再来、再来”。
有时，野菜实在难找，哥姐会用官司草编只小草笼，捉两只绿蚱蜢或丁丁猫儿（蜻蜓）放里面，带回家给二哥玩。因技术不过硬，他们编的草笼，如同“瘪头砂罐”。
后来，哥姐发现小河沟里，可以捞到“万年䱗”（一种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小鱼），便用铁丝和纱布做了一个渔网，在小河沟下游，用泥巴筑堤，在堤中间留个小口，安上网，等鱼儿自投罗网，装铁皮罐子带回家。一来二去，哥姐的捕鱼经验越加丰富，每周日挖一趟野菜回来，基本有约半斤的收获。母亲用面粉和着小鱼，煎成粑粑，吃得我们恨不能天天过周日。
饥荒年间，城里人每月尚有粮食定量供应，完全靠天吃饭的农村人，则无此福分。因此，野菜同样是农民填饱肚子的希望。好在重庆近郊农村，主要靠种蔬菜供应城市为生，所以，农民还没完全到靠挖野菜度日的地步。否则，城里人齐去凑热闹，农民情何以堪？即便如此，野菜的长速，也赶不上城里人的挖速。渐渐地，嘉陵江北岸的野菜越来越难挖。好几次，哥姐忙活一天，每人只背回小半背篼，进得家门，很是无精打采。
不得已，哥姐转战到长江南岸。三人先乘轮渡过江，再翻山越岭，到黄角垭一带觅宝。可哪里都一样，都有人在找、在挖，大半天下来，哥姐收获甚少。一次，三人沿着河边往回走，突然发现豆腐厂在河滩发豆芽后，留下极少量没清扫光的绿豆芽。三人俯身弯腰，一根一根地捡，居然捡了半撮箕。
第二个星期，他们准备过河再去捡豆芽，走到神仙洞街，一架滑竿一头一尾两个人，抬着一个用破布裹住半截身子的人。滑竿从他们面前经过时，旁人说是“饿死的”。哥姐第一次近距离地瞥见如此瘦骨嶙峋的人，恐惧加难受，中午都没咽下馒头。
再后来，哥姐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动身。他们走后，从傍晚开始，我和二哥便不时跑到不远处的坡顶，站在路口向坡下张望。冬天日头收得早，约莫五点多钟，天色开始暗淡下来。天黑尽后，月泻朦色，风摇残枝，若明若暗的路灯光影，幽灵般在我俩身上晃荡。
山坡长路静悄悄，偶尔一声野猫凄嚎。我俩的心抓紧了，细脖越伸越长，望眼越睁越圆。路的尽头，总算看见人脑袋了，一个、两个、三个，踏上石梯坎了，正低头缓步爬坡。我俩冲下去，伸手接背篼，不给，回转身，往家飞跑，“咚咚咚”上楼，“妈妈，他们回来了！”哥姐进得家门，匆匆洗手，上了饭桌。母亲忙不迭端上冒着热气的红苕和菜汤，坐近旁，欣赏三人的吃相。
野菜告急。哥姐打听到大溪沟河边，时有从大足、潼南、合川等地来的菜船。菜卸完后，船工便将舱底残存的烂菜叶倒入河中。“斗饿”又现生机了。周日下午，两个姐姐直奔河边，两三个小时守株待兔后，能捡到大半背篼包包白（圆白菜）、黄秧白（大白菜）的外叶。菜叶虽老，且有的已经腐烂，但削去烂的部分，仍不失为好食材。运气好时，小得可被忽略的红萝卜、红苕、土豆、芋儿，会照顾她俩的眼。但这一“生食之道”，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河边人头攒动了。再后来，烂菜叶哪怕收钱，也捡不到了。几次无功而返后，她俩放弃了。
不光挖野菜，我们还捡现成的野菜。
校园里有不少黄葛树，它们历经风雨，干粗根深，枝繁叶茂。黄葛树是土木耳的家，雨后天晴，几天功夫，树干上便冒出一朵一朵的木耳。哥姐放学后，爱到几棵特别能长土木耳的树下侦查，巴望有点搞头，有时还真能摘回半书包。如今，土木耳是重庆人点火锅菜的“常客”。饥荒年，能吃到它，即便不能与吃肉相提并论，也算得上半荤半素的上等菜。
学校教工宿舍新三栋的公用厨房，底部靠几根木柱支撑，形似吊脚楼，楼下和近旁，藏着几个大的构树桩。一天，大姐发现树桩根部，一丛丛无名野菌如芊芊玉女，密密麻麻挤作一团，颇似如今菜场卖的金针菇。她扯了一把，捧回家，问母亲“能不能吃？”母亲也拿不准，便按照老办法，在野菌中加入大蒜，先煮一遍，倒掉头一道水后，再煮一遍，然后自己当“第一个吃螃蟹者”，在确信无毒后，再让我们吃。味美无比的野菌，放嘴里，如同品尝凤髓龙肝。此后，只要遇到阴雨天，大姐就跑到吊脚楼查看。害怕用手拔，野菌会“断子绝孙”，她便用小刀子，一点一点地割。
还有鹅儿草。头尖身圆的小绿叶，石缝间、坎脚下、厕所旁、墙旮旯……哪里有土哪安家。鹅儿草属正宗野草族，以前是纯粹的猪饲料，但那会儿，早已荣登我家饭桌了。饥荒年间，学校保留了饲养场，喂了几头猪，准备过年时给师生改善伙食。但人尚且吃不饱，猪儿自然也苗条，学校便派学生到郊区农村，给猪儿割草。
每次割草，大姐特别卖力，割得满满一背篼，还在上面压了又压，按了又按，让老师挺感动，夸她劳动积极肯干。然而，每次她把草背到饲养场，饲养员张老头过磅后，报出的重量却总比其他同学轻。老师挺纳闷：明明看见你割了一大背篼嘛？啷个（怎么）一过秤就少了呢？原来，大姐自导自演了一出“半路打劫”。快到饲养场时，她拿出书包，偷偷塞了满满一包，先送回家，再将背篼中剩余的草，用手扒松，高高垒起，看上去仍然满当当。后来，嫉偷如仇的大姐，哈哈笑着自嘲“我也有过不光彩的历史”。
素的要捡，荤的更不能错过。一个酷暑下午，惊雷挟着倾缸大雨，漫天砸下。母亲从教研室匆匆赶回，见大哥不在家，问“你哥哪儿去了？”我们答“他说去锻炼”。母亲狐疑：“这么大的雨，去哪儿锻炼？”于是对着篮球场，连喊几声，没有回音。半个多小时后，风停雨住了，浑身透湿、气喘吁吁的大哥，手里捏着一只麻雀回来了。
一到家，他兴奋地压低嗓门：“今天晚上有肉吃了”。原来，他到足球场跑步，见一只麻雀，大约被暴雨打晕了，飞不动却不停地飞。大哥狂追一气，麻雀扑腾一阵，可怜的麻雀，最终还是成了大哥的掌中物。为此，大哥挨了母亲的训：“不晓得雷暴雨天，人在空旷地行走，很危险吗？！”大哥当然知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沾点荤腥，他一时顾不到这些了。
于今想来，大哥一介书生，不顾斯文，敢对麻雀下手。这是什么精神？饥寒交迫的精神！
大生产
外面野菜越来越难挖，人们转而内部挖潜，各家纷纷开展大生产运动。
41中的三个操场，东面都是山坡。坡上坡下，除了长夹竹桃、构树，空地不少。这一般城里人家不具备的条件，给家住学校的教工家属，提供了自力更生的舞台。于是，抡起锄头自己种菜，渐成大家的热选，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差，家中又有点劳动力（有读中学的孩子）的家庭，对这条共克时艰之路，更是情有独钟。我家位于第一操场（篮球场）的半山坡，子女又多，种菜自然不落人后。
论种菜，哥姐略知一二。那是1954年，全家随母亲所在的重庆师范学校，从市中区大同路搬到北碚区团山堡时的事。
因住房附近是山坡，母亲一为节省开支，二为培养哥姐的劳动习惯，三则免得大哥到厕所倒尿罐，下石梯坎时滑倒。于是，她利用寒暑假，教哥姐种菜。母亲挖个土坑，将一只瓦缸放坑里，每天早上，大哥提起尿罐，将家人积累一夜的“真金”，倒缸里沤起来。母亲又带哥姐在房前的坡下，挖出两小块地，种豇豆和青菜，还在窗前牵绳子种丝瓜。母亲工作忙，平日没功夫打理菜地，哥姐不到十岁，体力有限，所以那时种的菜，长势不旺。但母亲这一举措，既让哥姐知道了种菜不能用新鲜的有机肥，又救了饭桌上蔬菜临时断档之急。
饥荒来了，哥姐少时积累的点滴种菜经验，派上了用场：挖坑、埋缸、沤肥；在杂草丛生的坡下，清理出几块地；撒下菜籽，天天浇水，隔天施肥；利用课间操回家蒸“罐罐饭”的空隙，到菜地打望；不懂就问母亲，请教班里的农村同学……很快，我家菜地碧油油，欣欣向荣给盼头。中饭或晚饭前，我们端着筲箕到地里，掐尖、摘叶、掰梗……喜滋滋，乐颠颠。
牛皮菜“憨”，给点粪水便浪漫。绿油油的菜叶皮，看似油水足，挺勾食欲，实则含碱，很刮油水，半碗下肚，感觉痨肠刮肚。煮牛皮菜的水，可用来洗衣服，补了肥皂的缺（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四分之一连）。二姐勤快爱干净，看见牛皮菜水泡的衣服，不由分说抓到搓衣板上，“刷刷刷”就是一阵猛搓。费力少，长势好，能吃能用的牛皮菜，始终是我家菜地的主角。可爱的“牛皮”，实用而不吹，饥荒岁月的救命恩人！只是，每次吃了牛皮菜，我们会盼：啥时能吃一碗肥肉坨坨炖大白萝卜。
藤藤菜（空心菜）种在靠近水龙头和倒水处的坡下，因水源丰富，长得水淋淋的。买不起酱油，滤过水的藤藤菜，撒上点儿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家藤藤菜的长势，让个别不劳而获者惦记上了。好几次，我们都发现菜地像被狗啃，嫩尖及至长藤，踪影全无。见此，我们手拍额头，一声“我的天！”
苋菜不像牛皮菜性急，长得挺有耐心。大约因为它吸取的土壤精华多，味道堪称菜中极品。每次吃苋菜，最舍不得倒掉的是菜汤，红红的汤汁伴着饭粒，饱眼福，润肚子。每次吃苋菜，我都是先刨光半碗苋菜汁饭，再用开水涮碗，仰脖子咕嘟咕嘟喝干。滋润劲儿，似现在喝红葡萄酒。
还有红苕叶。以往的猪饲料，如今的养生菜。那时，我们用它焖干饭，绿菜叶夹杂白米粒，像珍珠撒落翡翠堆中，但因缺油，吃来泥土味重。即便如此，能吃上这种饭，也是莫大的享受。大约红苕叶霸占了红苕的养分，叶茂密，果就稀，还一副歪瓜裂枣相。偶尔，找到一个约二、三两重的“大”红苕，我们像捡到粮票般开心。
除了种蔬菜，我们还种瓜。
种南瓜比较省事，撒下种子，基本无需经佑（照料）。南瓜叶毛多，但若没老到嚼不动，我们会煮来当菜吃。南瓜花有股闷闷的香气，摘下来，水焯一下，拌上面粉烙成饼，味很美。大姐教我辨认南瓜花的雄雌，告诉我“千万不能摘雌花，不然就收不到南瓜了”，还教我摘下雄花，将花粉轻轻弹到雌花花蕊中：“这样南瓜才长得大”。每次摘南瓜花，我会边摘边唱“南瓜藤开黄花，开黄花，吹起金色的小喇叭，谁来给我传花粉，传花粉，我把蜜糖送给它……”
种丝瓜要搭架子。大哥在屋后的坡上，费劲搭了几个。一天下大雨，架子全被冲倒了，瓜秧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哥随后又搭了几个，还见天提个小粪桶，登上只有半个脚窝宽的路，给丝瓜施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我们总算摘到了果实。在哥姐的精心照料下，丝瓜们长得越发来劲。那个夏天，清水丝瓜汤隔三差五就盘踞饭桌。
但无论啥瓜，稍长大点，就得提防有人顺手牵羊。放学后，二哥像电影《鸡毛信》中守护消息树的儿童团员，拿份《少年画报》或《少先队员报》，爬到坡上，边看书读报，边守护瓜儿。
自力更生基本解决了吃菜难。然而，有限的粮食定量，仍让人饥火烧肠。那时买粮，要凭粮本去粮店买。因为事关肚皮，所以大人们练就了识别秤星的火眼，有人甚至准确到能识出少了二两、缺了半斤的程度。
肚子虽饿，人们的工作量并未减少。母亲除了几乎整天上课，还要辅导早晚自习，写教案备课听课，批改作业出题考试，开会听报告政治学习……她实在太忙，便将购粮任务交给了大哥。一次，大哥买回20斤面粉，母亲手提面袋，怎么掂量都感觉分量不足。母亲要去找粮店，老实巴交的大哥，觉得是自己的错，对母亲说“我一个星期不吃饭，可以把少称的面补回来”。但，这是全家人一个月的细粮啊！更何况，怎么可能让大哥饿一个星期肚子？！母亲责备大哥“太𪨊了！”带着大哥直奔粮店。还好，经粮店核查，的确少称了五斤。认账，补足。“瓦漏偏遭连夜雨”，终是虚惊一场。
自家种的菜，从地里到嘴里，少不了炊烟一环。父亲因车祸突然离世后，母亲鉴于家庭收入锐减，带领我们内部节流、外部开源。渐渐地，家中烧饭的燃料，一半来自买的煤炭，一半来自我们拾柴火、捡煤炭花。
住北碚时，家里炒菜多用柴火。周日或寒暑假，读互助村小学（重庆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三个哥姐，由大哥领着，到缙云山刨松毛、捡松果。
搬到市区后，原以为靠山吃山的路断了。没想到，位于渝中半岛嘉陵江一侧的41中地处山洼，坡上树木密密匝匝，我们的拾柴家风，又有了传承地。每逢周日，哥姐喜欢到树林里兜兜转转，遇到刮大风，便急切地冲出家门，拉断干、捡枯枝。
哥姐去挖野菜后，二哥接下了捡柴活。但他看不上小枝丫，倾心老树根，时常钻进树林，东寻西找。没承想，老树根是土地爷的胡须，二哥敢去捋，土地爷自不依。那天，他又掏又刨，一番忙活，老树根拉出土了，他也仰面朝天倒地了，后脑勺生生被土地爷敲出个大血包。怕母亲责备，他回家后没敢吱声。直到晚上睡觉时，二姐发现他的头成了“开山脑壳”（斧头状，即从前额到后脑勺很长），才告诉了母亲。
小小树林，枯枝败叶有限，好在“天无绝人之路”。41中以住读生为主，食堂、开水房、洗澡堂、饲养场的烟囱，日日烟云升腾，煤渣也就频出。两个姐姐只要得知下午学生食堂要出煤渣，必定早早候着。捡煤炭花的小孩多，校内校外的都有，主要是校内员工的子女，但教师子女中，仅我们一家。
每一次，当挑着满筐煤渣的厨工来到煤渣堆，大家争先恐后，一拥而上，两个姐姐总是冲在前头，甚至等不及厨工推倒箩筐，手就伸进了筐中尚冒热气的炭花。为此，俩人的手都曾被烫出过水泡。使劲刨，玩命捡，她们每次都能拎回满满两大撮箕。我自上小学后，便跟着她俩奋战煤渣堆。再后来，捡煤炭花几乎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主旋律。
在那饥饿不堪的岁月，真得感谢41中校园，让我们获得了捡拾便利，给我们提供了种菜条件。那几年，母亲起早贪黑玩命工作，我们挖野菜、捡烂菜、种蔬菜、拾枯枝、刨煤炭花……为了一张嘴，全家人拼了！
别饥饿
大饥荒开始时，我只有5岁多，尚未感受到肚子饿的滋味。从6岁多吃集体食堂起，饥饿于我，仿佛风暴突然降临。只是，挨饿的日时一长，不正常的生活，似乎变得正常了，以为日子就是这般模样。直到有一天，母亲叫我到食堂，看看有没有肉菜卖，我这才“梦觉啄醒了”（回过神来）：又有肉吃了！
那天食堂没有肉菜，只有煮茄子、炒藤藤菜。失望之余，听见母亲在坡上大声问我：“有没有回锅肉？”冒着被厨房师傅呵斥的风险，我站在两块重叠起来的半截砖头上，将头伸进了卖菜窗口。在确信没有后，正准备离开，转头看见一位老师端着一碗水煮茄子。我像看到了救星，奔出食堂，朝母亲大喊“妈妈，茄子上面有油珠珠儿、油珠珠儿”。我盯着这碗茄子，挪不动脚，直到母亲再三喊我“回来，回来，不买，不买……”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食堂。三年不识油花模样，那一刻，数得清的几颗油星，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不久，听说一些副食品敞开供应了，且是平价。母亲闻讯，赶快在周六晚上，领我们到冠生园食品店，大撒把地买了两斤杂糖（京果和明果）。母亲一般不准我们在马路上吃东西，更不准我们咀嚼时，嘴巴整出动静。而且，她牢牢掌握着分发食品的权利，力求公平合理。然而这天，她破例了。出了商店，母亲打开纸包，让我们自己拿，我和二哥只怪自己手小。但人小心不小，我俩都展开五指，狠狠抓了一把。杂糖嘴里嚼，幸福心中跑，我们嘲笑对方“猪哒嘴巴”，你勾我一脚，我赏你一拳。那个夜晚，星星特别亮，月亮特别圆，母亲格外和婉，我们格外开心。
后来，有天吃晚饭时，母亲告诉我们，下午全校教职工开会，听传达文件：中央开了会（七千人大会），生活会很快好转，以后不会饿肚子了。似懂非懂的我，对母亲说的这些，不感兴趣，也听不懂。我唯一关心的是，以后每个周六晚上，是不是都能吃到杂糖？
多年后，全家人一起翻看老照片，看到当年的尖嘴猴腮相，我们一口咬定：“肯定是照相馆拍走了样！”母亲却说：“‘拍走了样？’你们当时为啥没发现？那时你们就是这样！尤其是俩小的，本来体质就弱，瘦得手腕上的皮，一扯老高，忆石都八岁了，才34斤，我都担心喂不活了”。
6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城里人，当年因为有限的粮食配给，尚且对饥饿记忆犹新，那些只能听天由命的农村人，忍受了怎样的饥饿之苦？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城里人无从知晓，也无法想象的。我所知道的仅仅是，1969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后，无论是在偏远山区插队的我哥姐，还是在重庆郊县农村落户的我先生，都曾从农民口中听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所在的生产队，都饿死过人，有的家庭甚至绝了户；生产队开忆苦思甜会，农民开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经历……因此，当我庆幸自己终于熬过那几年时，也明白了在那个年代，还有更多的人，比我们活得更艰辛，更不易。
如今，早已告别饥饿的我，看到食品店、超市中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吃食，总会想：要是年少乃至年轻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吃，该多好啊！
别了，手持购粮证的长龙，别了，挖野菜的背篼，别了，沤粪肥的土缸，别了，装煤炭花的撮箕……愿它们，在随历史烟尘淡去的同时，能不时提醒后人：饥饿的可怕与可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