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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一败,神龛半塌

随着府兵制废止,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唐朝的军费急剧增加,天宝末年,每年的军费开支是开元初期的七倍之多;其次,募兵制下的职业士兵不同于兵农合一的义务兵,没有对土地和家族的眷恋,容易为边将所用,助长地方军事势力;再加上节度使掌握地方大权,边境地区战事频繁,“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内外军事力量失衡。 安史之乱前夕,安禄山已坐拥唐朝边防军的十分之四,玄宗却没有及时对两京、河北采取军事措施,仍然与杨贵妃“幸华清宫”,寻欢作乐。 盛世的落幕总是如此猝不及防。

天宝六载(747),玄宗想要攻打被吐蕃占据的石堡城(今青海湟源),询问王忠嗣的意见。为人稳重的王忠嗣上书说:“石堡城地势险固,吐蕃人必倾尽全力守御。现在攻打必定伤亡惨重,不如厉兵秣马,等待良机,再一鼓作气攻占此城。”

玄宗一听,嘿,小王你咋这么怂。正好另一个将领董延光急欲立功,就主动请缨攻打石堡城,玄宗改派他为主将,命王忠嗣派兵支援。结果,唐军无功而返,董延光回到长安,心中愤恨,借机跟玄宗说,都是王忠嗣从中阻挠。

玄宗大怒,一向与王忠嗣不和的李林甫见机会来了,赶紧送上压死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指使其党羽诬陷王忠嗣,向玄宗告发说,王忠嗣多次声称与太子是互相信赖的少年朋友,准备率军尊奉太子登极。

愤怒的玄宗将王忠嗣投入狱中,命令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司会审。本来要判死罪,幸而王忠嗣的部将哥舒翰一步一叩头,向玄宗求情,竭力诉说其中冤屈,请求以自己的官爵为领导赎罪。玄宗转念一想,说我儿子居于深宫之中,怎会与外人合谋呢?王忠嗣这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汉阳太守。

昔日长在宫中,拥有如同皇帝义子般的待遇,而今却被当作不怀好意的“外人”,王忠嗣估计心都凉透了,一年后郁郁而终。

从王忠嗣的冤案,亦可看出玄宗玩弄权术的手段。但边疆的战事还在继续,罢免了一个权力空前的边帅,玄宗需要更多的名将来继续他的战争。

▲王忠嗣。图源:网络

06

唐朝是一个尚武的朝代,武将甚众,来自周边部族的蕃将尤多。王忠嗣曾经的部将哥舒翰便是突厥突骑施人。

王忠嗣被罢免后,哥舒翰代替其主持对吐蕃的战争。哥舒翰早年有勇冠三军的威名,曾在吐蕃寇边时,手持半段枪,率军击退了对方前锋三支步兵。还有一次,哥舒翰在积石军的屯区设下埋伏,全歼五千吐蕃骑兵。哥舒翰有个家奴叫左车,只有十五六岁,却膂力惊人。出战时,哥舒翰手持长枪,穿刺吐蕃兵的喉咙,将其挑到高处再摔下,左车就跑过去将那个吐蕃兵斩首。主仆合作默契,堪称战场上的黄金搭档。

这样一位猛将,却喜欢读《左氏春秋传》《汉书》,为人仗义疏财,在军中很有人缘。

天宝八载(749),玄宗仍对石堡城之战耿耿于怀,命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镇兵,共六万余人,再次出兵石堡城。石堡城三面是悬崖,唐军只能从唯一的道路猛攻,但接连进攻数日,仍无进展。吐蕃一边死守石堡城,一边派兵救援,唐军的机会似乎转瞬即逝。但哥舒翰没有轻言放弃,立下军令状,要求攻城部队三日内一定要破城。

外有敌兵的紧逼,内有上司的催促,唐军拼死一战,终于在期限内攻下了石堡城,但如王忠嗣当初所预料的,这是一场惨胜。玄宗并不在乎这沉重的代价,他只在乎石堡城之胜带给他的愉悦心情,于是对哥舒翰加官进爵,赐给他一千匹丝绸、一所庄园和一栋住宅。三年后,哥舒翰加开府仪同三司,成为又一位威震一方的边帅。

大约同一时期,另一名蕃将、高句丽人的移民后裔高仙芝冉冉升起。

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灭亡,大批高句丽人内迁。后来,高句丽亡国君主高藏在辽东谋叛事发,唐朝再迁高句丽人于陇右、河南一带。其中就有高仙芝的父亲高舍鸡。

史载,“(高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诸卫将军,为从三品武职事官。从天寒地冻的辽东,到黄沙漫天的河西,高舍鸡没有忘了从游牧生活中锻造出来的血性,凭着一身勇力投募从军,步步升任为将军,足见其具备极为出色的军事才能。

在当时,蕃人投募唐军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属于各取所需:蕃人需要军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唐朝需要蕃兵蕃将征战四方。

唐前期武功赫赫,很多人认为是“府兵”的功劳,其实不然。府兵制下,农民平时耕种土地,农隙训练,战时自备行装从军打仗。农民负荷太重,极容易耽误生产,生产一旦跟不上,更加无力从军。而且,由于作战区域广大,府兵动辄要从西向东或从东到西,长途跋涉数百里,这无疑会影响作战效率。

从武德初年开始,就时常发生府兵逃亡事件。到了开元年间,府兵制几乎崩溃,唐廷不得不采取募兵制。后世王夫之说:“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

既然农业民兵不堪大用,那么世代游牧的蕃兵便受到倚重。蕃人“逐水草而居”,无需养兵之费,能够一直维持“战时体制”;而且生性刚勇,战斗力极强。太宗、高宗征高句丽时,便是大量任用来自西北的蕃兵蕃将。征服高句丽、百济诸族之后,大量来自东北的蕃兵蕃将成为拱卫边境的力量。

在广阔的西北之地,诸国林立,动荡不安。对于高仙芝这样的移民后裔来说,鲜血意味着军功,危机意味着机遇。

高仙芝小时候就随父亲到了安西,一直生活在行伍之中,练就了一身骑射功夫。他依仗父荫,得到了游击将军的官职。一开始,高舍鸡觉得儿子一表人才,却少了一点血性,“儒”气高于“武”气。这样的人很难适应军旅生活,更不用说在边地出头了。不过,高仙芝很快打破了父亲的质疑。在安西,他展现出高句丽人“习战斗”的一面,以其良好的将才得到晋升,年仅二十余岁,就与父亲“同班”而列。在盖嘉运、田仁琬任节度使期间,高仙芝没有得到重用。羌族人夫蒙灵察上任节度使之后,发现了高仙芝这块璞玉,并开始重用他。

高仙芝把握住了机会,屡立战功,逐渐脱颖而出。开元二十九年(741),高仙芝被封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同年,达奚各部叛乱,高仙芝受夫蒙灵察之命率领两千名精锐骑兵追击叛军,将其一网打尽。

战后,高仙芝的一名下属写好捷报,捷书中详细地陈述了地理、战术、战利品等情况,条理分明。高仙芝看了,发现都是自己想说的,大为惊喜。回到大本营,军中的判官跑来问高仙芝,那封捷书是谁写的?这是个大才呀。高仙芝答道,此人就是我的佐吏封常清。

封常清本是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年少时,其外祖父因罪被流放安西(今甘肃安西县)胡城,老人便带着外孙一起到了西域。尽管流落边城,但封常清跟着外祖父识字,每天坐在城门楼上读书,积累了广博的知识。

史书记载,封常清长得非常瘦弱,并且斜眼、一只腿短有点跛脚,相貌上并不受人待见。一直到三十多岁时,作为驻扎安西的一名普通士兵,他仍然默默无闻。一次,他无意中看见了仪表堂堂的高仙芝,认定高仙芝必成大器,于是写信向高仙芝毛遂自荐,请求跟随在他帐下效力。没想到高仙芝是个外貌党,直接拒绝了封常清。封常清不气馁,又继续写信自我推荐。高仙芝感到很烦,就说:“我手下的侍从已经录取够了,你干嘛又来呢?”

封常清毫不畏惧地说:“我仰慕将军您的高义,愿意侍奉您,所以没人推荐也要毛遂自荐,你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呢?你以外貌取人,会看漏人才的,您还是考虑一下我吧!”

最终,封常清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和出人才干,在高仙芝帐下步步高升至安西四镇的节度判官,外加朝散大夫。高仙芝出征,经常命令封常清为留后使镇守大本营。

唐朝这种以西兵征东疆、东兵守西陲的方式,使得蕃与汉、蕃与蕃之间的融合日渐加深。玄宗一朝,汉蕃混杂,华戎同轨。一个节度使手底下有各个部族的将领和士兵,而他们往往能够抛弃成见,拧成一股绳,这恐怕也是唐朝能够维持其在西域统治力的原因之一。

当英雄成群而来,必然有适合他们生长的土壤。唐朝不拘一格起用人才,高仙芝、封常清因为军事才华不断升迁,正反映出盛唐进取、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唐帝国的扩张是互为表里的。

高仙芝一生经历数次大战。改变其人生命运的一战,正是天宝六载(747)远征勃律国。

太宗以后,吐蕃势盛,逐渐成为唐朝西北边境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唐廷在“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高仙芝所在的安西节度使,任务就是“抚宁西域”,防止吐蕃袭扰安西四镇。吐蕃如果想攻击西域,大小勃律国(今属克什米尔地区)是天然的通途。司马光说:“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因此,唐军和吐蕃骑兵屡屡在此地交锋。

开元二十八年(740),吐蕃将公主下嫁给小勃律王为妻,周边二十余小国全都归附吐蕃,不再到唐朝进贡。为此,唐朝曾派遣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以及夫蒙灵察多次讨伐,全都无功而返。如果放任形势发展,那么唐朝很难维持在西域的统治。天宝六载,玄宗诏令高仙芝率步骑万人出征,还派了一个监军——宦官边令诚。

高仙芝的战略是千里奔袭,以快制敌。他兵分三路,翻越葱岭,于吐蕃的连云堡会合。这样既可借各地城邑补充粮草,也不会让大军过于臃肿从而拖慢行军脚步。一百天后,一万步骑如期抵达连云堡。

连云堡有守兵千人,城南有八九千人,依山傍水,内有崖谷,易守难攻。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可是城下有婆勒川,河流上涨,无法渡过。高仙芝杀牲口祭祀,命兵将每人自备三天的干粮,早晨在河边集合,众人都以为高仙芝疯了。第二天,众人发现,由于夜间霜冻,上游融化的冰雪减少,河水平稳,大军顺利渡河,旗没沾水,马未湿鞍。

高仙芝率军登山挑战,大破吐蕃,没到中午,就攻破了城堡,斩首五千,俘虏了一千余人,收缴战马物资器械铠甲数以万计。破城之后,高仙芝想乘胜追击,可是边令诚害怕了,不敢孤军深入。于是高仙芝给他留了三千老弱,负责坚守连云堡,自己马不停蹄继续前进。

三天后,大军来到坦驹岭。这里山岭陡峻,下山有四十里路。高仙芝担心兵将畏险不敢下山,就先偷偷派二十名骑兵,装成阿弩越城的胡人来迎接。当将士登顶之后,看见二十多个胡服骑兵上山,说愿意迎接王师,心中的焦虑顿时打消。高仙芝趁机宣布下山,三天之后,真的胡人前来迎接,大军顺利到达阿弩越城。

随后,高仙芝派遣一千骑兵先行袭入勃律国,大军紧随其后。看见唐骑到来,小勃律王及公主、大臣都逃到山谷之中。高仙芝到达之后,砍断了吐蕃人花了一年建造的娑夷藤桥,吐蕃援军没有进路,小勃律王只能出降。勃律复归唐朝统治,西域各国又倒向了大唐。

这是一场名垂青史的长途奔袭战。后世,高仙芝以“中国山岭之主”闻名西方。

战后,高仙芝志得意满,直接派人向京师告捷,却没有告知节度使夫蒙灵察。这无疑挑战了夫蒙灵察的权威,也让他失去了邀功的机会。

高仙芝班师后,夫蒙灵察不仅没派人迎接,甚至在见面之时指着他的鼻子一顿臭骂,高丽奴,是谁把你提拔至此的?高仙芝自知闯祸,唯唯诺诺地说道,都是您的栽培。夫蒙灵察继续说道,知道这些,你还敢越过我上传捷报。奴才该杀!但你刚立了功,就暂时把你的人头留着。高仙芝明明立了大功,却不知如何是好。

边令诚旁观了此事,知道高仙芝治军有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偷偷向玄宗报告了此事。他说,如果高仙芝立了功却忧愁而死,以后谁还会为朝廷卖力呢?玄宗知道后,诏夫蒙灵察回京,将高仙芝升任为安西节度使。

高仙芝出任节度使之后,再度提拔了封常清。此后,高仙芝每次出征,都留封常清镇守后方。有一次,封常清下令杖杀了高仙芝乳母之子,当时高仙芝的妻子和母亲在军营外嚎啕大哭,却依然没能阻止封常清。高仙芝听闻后,并没有追问。

这个时候,高仙芝还没怎么尝过失败的滋味,封常清逐渐展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边令诚还是一个胆小怯懦但会为人打抱不平的监军。多年以后,他们将会在另一场战争中重逢。

▲安西都护府。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07

高仙芝在西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保持帝国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本来,中亚的昭武诸国内附于唐。唐朝既不派兵进驻,又不干涉其内政,但是承担了政治保护的义务。7世纪中叶之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迅速崛起,通过战争扩张,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中国的史书称其为“大食”。随着大食的兴起,昭武诸国迫于形势选择臣服于它,不向唐帝国称臣纳贡。石国便是其中之一。

天宝九载(750),高仙芝以石国“无藩臣礼”为由,领兵讨伐,掠其财宝,俘虏了石国国王。第二年,高仙芝带着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国王和偈师王等被俘的西域国王回到长安,玄宗将石国国王斩首于阙下,以儆效尤。

石国王子侥幸逃脱,在西域各国游说,控诉高仙芝贪婪残暴,引得中亚诸国皆怒,于是纷纷联合大食,想要反攻安西四镇。

史书记载,高仙芝征石国是出于“性贪”。要么是贪石国财宝,要么是贪战功。对于武人来说,贪婪这件事不一定是缺点。大唐名将李𪟝对唐太宗说过:“战士奋力争先,不顾矢石者,贪虏获耳。”唐太宗也表示认同。

一方面,高仙芝确实贪,仅仅十几年征战生涯,就已经有了“钜万”家财。另一方面,他仗义疏财,“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故而麾下将士皆归心于他。

好大喜功和开疆拓土,在绝大多数时候就是一回事。若是没有财富的诱惑,唐朝边军怎能拥有如此强的战斗力?若是边将性格不贪,又怎么会有帝国的扩张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高仙芝伐石国也并非是临时起意的遭遇战。在高仙芝攻克石国之时,唐朝的北庭节度使也出兵攻打了倒向大食的突骑施,拿下了碎叶城。唐朝和大食早就已经开始争夺势力范围。唐朝虽然不能越过中亚诸国直接与大食对垒,却可以讨伐依附大食的小国。

面对唐军的行动,大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两个庞然大物之间终有一战。

大食接受了石国王子的请求,派遣齐亚德率领中亚联军攻打安西四镇。高仙芝得知消息后,决定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再次采取长途奔袭的策略,临时征召了三万士兵,深入中亚腹地七百余里,在石国的怛逻斯城遭遇大食兵,却没想到对面早有布防。

高仙芝见突袭不成,只能硬碰硬。双方激战五天,难分胜负。可是,唐军孤军深入的劣势逐渐显露出来,长途奔袭必然人困马乏,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唐军的意志只会越来越弱。再加上,怛逻斯离大食更近,源源不断的阿拉伯帝国军队奔赴而来,支援战场。

此时,高仙芝临时征召的葛逻禄部众突然背叛,给唐军背后捅了一刀。唐军阵型大乱,在敌人的夹攻之下,迅速溃散。高仙芝见大事不妙,想要趁夜间逃走,却发现溃逃的士兵堵塞了道路。幸好,帐下的悍将李嗣业勇冠三军,杀出一条血路,高仙芝才得以逃脱。最后收拢兵马,仅余几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人俘虏了很多唐军将士,其中不乏工匠艺人。他们被掳去撒马尔罕,在那里施展他们的技艺。经由这次战争,中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技术与文化也产生了交流。

虽然高仙芝常胜将军的金身被破,安西四镇的精锐受到重创,不过唐帝国在西域的权势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怛逻斯之战后,中亚诸国依旧遣使朝贡,甚至石国和葛逻禄部落都和中国恢复了朝贡关系。高仙芝并未受到处罚,他离开了安西,出任了权力较大的河西节度使一职。临走之前,高仙芝再次举荐了封常清。

天宝十二载(753),封常清已是一方节度使,他承担了高仙芝曾经的角色——抚宁西域、威慑中亚。他率军进攻大勃律国,大败其众,再度将吐蕃的势力驱逐了出去。

为什么怛逻斯之战惨败,唐朝还能依旧维持西域的稳定呢?史载,天宝十二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方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经济繁荣,政治安定,这就是最大的底气,唐朝得以延续灼灼夏日般的威望。

玄宗沉醉在天宝的迷梦中,盛世之下,危机乍现,但他看不见。《旧唐书》对此评价道:

“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厉阶之作,匪降自天,谋之不臧,前功并弃,惜哉!”

和杨国忠一样善于拍马屁的蕃将安禄山,凭借玄宗的信任,在十几年内逐渐控制河北,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经营地盘时,唐朝的制度危机也为其提供便利。

玄宗时期,在繁荣盛世的表面下,由于均田制日益崩坏,与之紧密联系的府兵制也早已无法实施。作为府兵的农民分配不到土地,也难以承担沉重的兵役,不得不走上流亡他乡、逃避兵役的道路。

随着府兵制废止,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唐朝的军费急剧增加,天宝末年,每年的军费开支是开元初期的七倍之多;其次,募兵制下的职业士兵不同于兵农合一的义务兵,没有对土地和家族的眷恋,容易为边将所用,助长地方军事势力;再加上节度使掌握地方大权,边境地区战事频繁,“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内外军事力量失衡。

安史之乱前夕,安禄山已坐拥唐朝边防军的十分之四,玄宗却没有及时对两京、河北采取军事措施,仍然与杨贵妃“幸华清宫”,寻欢作乐。

盛世的落幕总是如此猝不及防。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最爱历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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