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及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邹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罪成，定罪依据是那句香港人在维园叫了三十年的口号“结束一党专政”。按照三位国安法香港人法官的理解，“结束一党专政”等同于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因此煽动颠覆罪成。
但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末，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就亲手结束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没有推翻国民党统治。相反，他解除党禁、报禁，让台湾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用政治学教授Edward Friedman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放权（learning to lose），“先输后赢”。历史事实证明：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但并不等同推翻执政党统治。
更何况，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理念，是当年毛泽东在内战期间为动员民众对抗国民党所作的承诺。中国宪法也从未将其政治体制描述为“一党专政”，宪法将政治体制定义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制度”是基本要素。
既然共产党不承认自己是一党专政，而支联会也没有说要结束的一党专政是共产党统治，那么违反国安法的应该是三位指定法官，因为他们认定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党专政，因此才会裁定支联会要推翻共产党统治。继续荒谬逻辑的思路，支联会相信宪法是有可能被修改的，正正表明支联会对执政党可以自我改良的信任。但三位国安法法官却不相信共产党自我修正的可能性，认定只有推翻共产党的执政，才有可能结束一党专政。判决本身说明国安法法庭以及香港政府对共产党这一执政党自我改良能力的不信任，煽动港人仇视中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自古以来，失民心者失天下
回到正常人的逻辑，历史的常识，一个动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的政权，它的合法性在屠城那天晚上便丧失。因此他们要掩盖历史真相，修订教科书，禁止邹幸彤在庭上使用“六四屠城”等字眼。倘若有一天那个政权被颠覆了，那是因为天下苦秦久矣。更因为自古以来，失民心者失天下。
支联会爱不爱国，华叔（司徒华）早有表达：“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爱的不是党、领袖、政权，而是人民、传统文化、土地山河。”1989年，一代年轻人走上街头，带着爱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写下了“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的时代绝响。面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反革命动乱”的指控，同学们把自己的运动称为“爱国民主运动”。而支联会，因八九民运而生，定名为“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支联会守住不为强权所动的烛光
2008年，大国崛起，刘晓波等人从八九镇压的遍体鳞伤中站起来，知不可为而为之，再次向政权提出政治改革。这与80年代刘宾雁先生提倡的“第二种忠诚”一脉相承——忠于真理与公义，怀抱良知的忠诚。历史学家Merle Goldman认为，他们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异议人士”，因为他们的目的并非推翻政权，而是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儒家式进谏”（Confucian Dissent）。最后刘晓波于2009年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第二位死于被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一位死于纳粹德国）。
李卓人先生的生命轨迹，与这段历史是相通的。一位七十年代香港大学土木工程毕业生，如八九年的北京同学一样，天之骄子，本可以过上比普通人富足安稳的生活。可正正因为对社会承担人文关怀，他投入了社运。1989年，香港百万人风雨中抱紧自由，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浩荡民意，历史拣选他到了北京，亲历六四那一夜，目睹君去后，带着北京市民的嘱咐，像李兰菊那些学联同学们一样，回到香港。在历史的伤口面前，每个人都有偷生苟且的权利。但是，他们，包括年事已高、多年来为公义奔波的何俊仁，选择守住对天安门母亲的承诺，与支联会，在那个叫维园的地方，让香港人，还有许许多多被迫沉默、却有着一颗不死的心的大陆人，每一年，有一日，有一个安放良知的地方，悼念死难者，追究屠城责任。支联会同仁及其义工们，三十年如一日，守护着香港这一道风景线，守住不为强权所动的维园烛光。
历史将判他们无罪
香港领导人积极配合说支联会多年在煽动仇恨。如果说有什么“仇恨”，那也是政权对人民的仇恨，是动用二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的仇恨。支联会一直用爱，默默陪伴着在流亡中、在监狱里、在抗争路上的同路人。多年来从事六四研究，万苦千辛。但每年六月四日，维园六个足球场的烛光与我结伴同行。我们不能忘记，是因为我们记住了“五月的阳光”，是因为我们希望“漆黑将不再面对”。如今，也因为宏福苑的大火。
“人民将审判你们！”六四镇压后，这条横额悬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栋建筑上。那些下令大屠杀的人不仅会被人民审判，还会被他们试图用权力压制的历史审判。
历史终将宣告支联会、何俊仁、李卓人、邹幸彤无罪。
作者：
何晓清Rowena He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多伦多大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天安门流亡》作者。连续三年获哈佛大学卓越教学证书，并两次获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杰出教学奖。2023年被港府拒绝工作签证，其在中大历史学系副教授职位被即时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