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已经不再像一所大学。
随着“新人大”与“人大三红”两大群众组织不断对立，校园被划分成不同势力控制的区域，武斗频繁发生。到了这一年11月，一种此前难以想象的现象开始出现——两派不仅在校园内械斗，还开始像战争一样，相互抓捕对方成员。
这一变化，意味着双方冲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1967年11月12日，被许多亲历者视为人民大学两派相互抓捕的开端。这一天，“新人大”以有人打电话为名，将“人大三红”新闻系负责人王昆顺骗到西校门传达室，随即将其控制，押上事先等候的汽车带走。从此以后，被抓者已不只是现场挨几拳、打几棍，而是会被秘密关押数天，遭到持续殴打，直到对方认为达到目的。
当天中午，“人大三红”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在东风二楼抓走了“新人大”骨干李亚模。随后几天，双方连续抓人。“人大三红”抓走了林长青、田润光、梁志玉等人；“新人大”则抓走张阁林、张玉振、何天福等成员。抓人与报复不断循环，武斗迅速升级。
据作者回忆，当时被抓后几乎都难逃毒打。历史系学生洪登书遭到殴打，还被按进人工湖；修建科工人殷牛因营救同学，被棍棒打得当场昏迷；计统系学生王敏达遭受重伤。而“新人大”方面的报复同样残酷，张阁林被剥去衣服、吊起来拷打，并遭热水烫伤；张玉振、何天福在医院就诊时，也遭到埋伏抓捕。
这种暴力，很快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
被抓者往往先遭关押，再接受轮番殴打，同时被迫写下所谓“悔过书”“反戈一击”“弃暗投明”等声明，还要通过校园广播公开宣布改变立场。完成这些程序之后，很多人并不会加入对方，而是作为交换对象送回原来的组织。
然而，在文革时期，“叛徒”“变节”本身就是极其严重的政治污点。许多获释者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有的人从此退出运动，有的人则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变节”，反而变得更加激烈，继续投入武斗。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个人，也不断加深双方之间的仇恨。
1967年11月25日晚，两派甚至在学校八百人大教室举行了一次公开的“交换俘虏”。
双方成员分别坐在礼堂两侧，中间留出空位。受伤较轻的人自己走上主席台，伤势严重者则由担架抬上台。双方代表在主席台中央完成交接。一些刚刚走过中线的学生，立刻转身高喊口号，痛斥对方，台下双方也不断呼喊。现场气氛极度紧张，但最终没有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
这一幕，与人们印象中的大学校园形成了鲜明反差。校园里已经出现了类似战场上的“交换战俘”，说明双方不仅把彼此视为政治对手，更视为必须制服和羞辱的敌人。
这一时期，谭立清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双方矛盾。
1967年10月，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在被关押期间死亡，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曾组织成立“孙泱之死三方调查组”，谭立清是“人大三红”方面的重要代表。11月14日，谭立清因准备返乡探望病重兄长外出借钱时，被“新人大”抓走。据记载，他连续三昼夜遭受毒打，直到生命垂危才被弃置在校园大字报区，后经北医三院和解放军309医院抢救脱险，但仍留下严重后遗症。此后，“人大三红”开始进一步加强武斗队建设，两派冲突再次升级。
暴力不仅发生在骨干人物身上，普通学生同样无法幸免。
作者的同班同学张春，只因在前门外张贴大字报，被“新人大”巡逻人员抓走。几天后回到学校时，浑身伤痕累累，被同学扶回宿舍，又立即送往医院治疗。此后张春沉默了许多，再也没有详细讲过被抓期间发生的事情。毕业后，他回到河北工作，与同学联系越来越少，据后来消息，已经去世。
另一位同班同学李原好的经历，则发生在1968年8月。当时工人宣传队已经进驻人民大学，学校开始推动两派“大联合”，但部分人员仍在暗中报复。一天夜里，李原好独自在宿舍看书，被几名蒙面人员绑架到地下室，遭受长时间审讯和毒打，右腿被踢成骨裂脱臼，一天一夜不给饮食。直到工宣队和解放军介入，他才获释送医，而腿伤一直伴随终身。
这些事件说明，即使在校园秩序开始恢复之后，长期积累的仇恨仍未立即消失。
回顾人民大学这一时期的历史，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连串抓捕和殴打，更是一个政治运动如何不断突破底线的过程。起初只是观点不同，后来演变为组织对抗，再进一步发展成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强迫表态和公开交换“俘虏”。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不再只是学生，而逐渐被推向彼此敌对的阵营。
今天重新阅读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最令人震惊的，或许不是个别人的遭遇，而是这些事情竟然能够发生在一所培养知识分子的大学之中。当一场政治运动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撕裂之后，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彼此抓捕、审讯和报复的对象。
资料来源：陆伟国《“文革”期间人民大学两派学生的相互抓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