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共产党铤而走险武装暴动——遭遇第二次滑铁卢
(1)南昌暴动。国民党有几支军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约2万人马。8月1日中共在南昌暴动成功，直接责任在负责江西省防务的第5路军（下辖2个军和教导团）总指挥朱培德“失职”。他事先获悉贺龙、朱德（朱德是朱培德的好友，被朱培德任命为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叶挺等和共产党要人来往频繁，知道有大事发生，但却请假上庐山“休息”，静观其变。南昌暴动2万人马本就是乌合之众，南下途中逃离过半。在广东的潮州地区遭到粤军围剿，随军周恩来等共产党大佬偷渡去香港后回到上海，朱德、陈毅收罗残兵败将约800人，进入赣、粤、湘三省边境一带苟延残喘。暴动惨败。
(2)秋收暴动。8月7日，中共中央仍然在汉口开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各省搞“秋收暴动”。其中对历史发生了影响的都在湖南，有毛泽东在湘赣边境的暴动、彭德怀的平江县暴动、朱德、陈毅军队作为主力的湘南暴动（又叫年关暴动）。
湘南暴动规模涉及七八个县数万众参加，持续时间达两三个月，是危害最烈的一次暴动。时值湘、桂两省军阀开战，湘南驻军调离。中共趁机先后在七八个县组织暴动，占领了8个县城，恢复在马日事变后偃旗息鼓的农会、农民自卫军。共产党组织由隐蔽转为公开，共产革命死灰复燃，残暴血腥恐怖更甚于之前。据共产党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的黄克诚回忆：在暴动前，上级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议。印象里却很深地留着有：‘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这样的语句。”要“极端严厉、毫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摧毁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对资产阶级上层的店东、商人实行革命群众独裁，不许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等。”
暴动开始后，“湘南特委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从耒阳到坪石的公路两旁五华里（原来指示烧掉公路两旁30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认为这样可以使敌军到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敌军进攻。”“当永兴县委商量烧城的时候，我曾表示反对，被县委书记批为右倾，并指定要我带头烧。我还是不同意，后来采取调和、折衷办法，烧了城里的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的烧。据我所知，郴县、耒阳都按特委指示烧了县城，耒阳烧得最厉害，宜章没有大烧，资兴也没有全烧。”
共产党烧杀抢激起民众无比愤恨，被迫卷入暴动的人纷纷“反水”，撕下手臂上的红袖标，戴上白袖标，加入反共民团，保家保村庄，杀共产党干部。其中郴县反水民众杀了县委书记和其他县委干部。在政府军队来到前夕，朱德、陈毅和各个县委带领暴动队伍仓惶逃往江西。凡是未及逃跑者，大都被正法。据黄克诚回忆，有一个叫刘英的，大约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他在农民暴动时，拿着一把刀赶来参加，路上遇见一个“土豪劣绅”，就拿刀把他杀掉。他后来被自己的父亲捆送到民团被杀。许许多多参加暴动、积极打“土豪劣绅”的农民被杀。包括尹子韶带领的县警卫团主力一千多人、一百多条枪还在桂阳，后来全被打得死的死、散的散，一人一枪都没能撤退出来。连朱德留在永兴的一个主力排也和他们一起损失了。
如果说国共合作期间湖南农民运动是在共产党控制了省、县政权（国民党党部）后的自上而下的共产革命，湘南暴动则是共产党“在野”后，利用控制的武装搞的自下而上的夺取政权的共产革命。追随与被迫卷入者只占居民的极少数，根本不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共产革命从来不得民心。追随与卷入者类似历朝历代社会乱局中出现的土匪，打家劫舍罢了，多是出于从众心理，和共产政治革命属性无关。
在湘、桂军阀战争停息后，湖南政府军回头镇压暴动，朱德带领自己的一个团逃往江西，也上了井冈山，尾随的有落荒而逃的几千农军（拖家带口）。湘南暴动和其它暴动一样彻底失败。这是共产党第二次滑铁卢。
4.中共遭遇第三次滑铁卢——8万人败走江西，逃到陕北剩下万余人
朱、毛红军在赣南（包括闽西）坐大的原因？逃亡井冈山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三路人马共四五千人，草寇，从1929年初下山后，竟在赣南横行肆虐四五年之久，占据二十多个县，红军最多上10万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史都归结为当时军阀混战，无暇剿共，但实际也与蒋介石中央军和军阀内部复杂的关系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