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开始就耍弄蒋介石，指示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根本不接受战区司令部指挥，不固守在指定防区，而是去“敌后”抢占地盘，甚至军事进攻驻防的国军。最典型的是1940年初，新四军陈毅部违犯军令从苏南偷渡长江，进占苏北国军苏鲁战区司令韩德勤（兼任江苏省主席）防区，拒不退出。并设计围歼了韩部2万余人，此战役叫“黄桥战役”。这整个战略计划事先由毛泽东设计，指示山东八路军一部南下苏北与陈毅部南北夹击苏北国军，独占苏北地盘。
对八路军、新四军拒不服从军令，“游而不击”，专门攻击国军抢占地盘的叛国行为，国军将领们，特别是受到攻击国军战区的将领，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命令打击。但苏俄驻华（重庆）大使就威胁说：如果蒋介石反共，就中断援助。蒋介石不愿得罪苏俄，压下了将领们要求反制中共方军队违反军令、攻击国军抢占地盘的要求。
八路军的防区原本划定在晋东北五台山周边几个县，后允许扩大到二十余县，又同意共产党方建立晋察冀行政区。但共产党还不满足，根据毛泽东预先战略，分兵去河北、察哈尔、河南、山东等“敌后”抢占地盘，招兵买马，建立共产党政权。在“敌后”山东，国民党政府从省到县都有留守政府和军队。八路军擅自进入山东后，经常袭击国民党政府的敌后地方政府和驻军，抢夺地盘。蹊跷的是日军主要攻击对象是留守的国军，很少打属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长江以北新四军计划发展到20万。
抗战结束，共产党拥有了120万正规军，还有非正规武装数十万；占据了华北、华中大部分地盘，具备了和蒋介石逐鹿中原的资源。共产党咸鱼翻身了。
（三）美国决策错误是国军败于共军的主要国际因素
1.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和美国、英国结成军事同盟。但整个抗战期间，中国获得的8.457亿美元物资，只占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1.8%。而苏共获得约110亿，占22.76%。但中国政府并非无偿获得美国援助，中国为向驻华美军提供物资和劳务，从1941年7月～1945年9月垫款约2,459亿元，美国偿付了其中的1,479亿元，未清偿的980亿元相当于1亿多美元。抗战结束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签订密约，主要有外蒙独立问题、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并享有东北特权问题等，特别是苏军出兵东北为中共夺取东北埋下了伏笔。
当时美国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中共成为“在野党”，合法地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对等“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偏袒共产党方，使国军失去战略优势。
最要命的是从1946年8月开始对民国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导致东北50万国军（美式武器装备）战斗力锐减，受严重影响的还有华东国军精锐部队。
2.苏俄在东北给中共军队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把被俘虏的满洲国几十万军队交给中共，但当时美国政府错误决策背弃国军是主要国际因素。
（四）时局逆转
蒋介石即使收编共产党、允许它招兵买马发展壮大咸鱼翻身了，但抗战结束时国军仍然占据优势力量。蒋介石独裁的民国中央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国内民众和主要政治力量也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非共产党一方，即政治上也具有压倒共产党的优势。但此时国军因为长期抗战已经伤痕累累，伤亡惨重，中共却在大后方养精蓄锐。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包括蒋介石身边已经布下了重重间谍，让中共高层对国军的决策了如指掌。国民党的腐败，也让中共政治宣传颇为得势。与此同时，蒋介石希望不战屈人之兵，去找中共方和平谈判，结果引入美国政治干涉，总统杜鲁门公开声明，认可中共在中国政治游戏中的合法地位，并派亲共政客马歇尔代表他来中国充当国共和平谈判调停人。蒋介石为取得美国战后经济援助，不采纳党内反共派提出的不与共产党谈判、坚决武力剿共的主张，导致政治上失去主动权，军事战略上不首先清剿华北共军而派重兵去争夺“飞地”东北。
在蒋介石、美国、苏俄三方的角力中，其中一方改变方向，国军可能都不至于最终败于共军。
四、结束语
中共把它武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28年共产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叫“反帝反封建”。所谓“反帝”就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反封建”就是使用暴力屠杀乡村中具有较高文化和较高生产力，并引领乡村社会不断向现代文明前进的阶层并掠夺其财产的反人类犯罪行动，其革命的关键环节是颠覆民国各级政府，然后使用取得的政权的力量（暴力）改造乡村社会。
如在乡村先后发动的所谓农民运动（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土改（1946～1952）等。以1946～1948年间的北方“解放区”土改为例，它根本就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同时遭到地方基层干部的抵制，因为经过中共在抗战期间假抗战之名的敲诈勒索和盘剥，抗战前富裕的农户大都完全破产成为贫民，大多数村庄已经没有够得上“地主”标准的农户了，抗战结束，都梦想能够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和平生活。
土改，是共产党刻意谋划的旨在制造社会矛盾、分化民众并挑动一个群体去斗争杀戮另一个群体同时抢劫财物的恶意的反人类罪恶行为。在山西最贫穷的晋绥边区，有的村庄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户竟占到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四十。一般也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样才有斗争对象，抢劫对象。不是抢土地而是打劫家庭财物。贫农对分土地根本没有兴趣，希望分浮财（地面上的财物），挖地财（埋在地下的）。在山东，“地主”没有土地可分，就搞“平分土地”。把全村所有的土地打乱重新平均分配，又叫“抽肥补瘦”，目的是瘦“中农”，肥“贫农”。同时进行整党运动，叫“搬石头”。基层干部大都抵制土改，是阻碍土改的石头。干部家庭一般都较普通农家富裕，打成地主斗争可以分得浮财、挖得地财。干部平时给政府催粮收款，村民的怨恨也不小。
共产党就是挑动矛盾搞群众斗群众从中得利。共产党在北方土改运动的三四年间直接杀害和间接迫害致死的人数至少在1030万人以上。整个“解放区”人心惶惶，土地荒芜，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社会恐怖，遍地饥荒。带了血债的积极分子只有死心塌地跟共产党一条路；没有带血债也只有跟共产党才能活命。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于是共产党就把所有人捆绑在它的战车上了。这就是“土改使贫苦农民分到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积极参军参战”的历史真相。当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土改、整党运动，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于引起党内干部普遍不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导致饥荒更加严重。
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重大标志。连马克思主义元老恩格斯都写进他的书里面的，何况共产党的所谓公有制就是党有制的代名词，给贫农分土地的目的是暂时利用其为共产党充当打手。紧接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全体农民的土地就像没收地主土地一样充公，属于共产党所有了，叫第二次土改。
包括贫农在内，没有任何人真拥护农业合作化，共产党是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强制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之前共产农民生产资料（土地）的基础上，又共产农民的生活资料（房屋、家具甚至锅碗瓢盆，还有私人喂养的猪牛羊、鸡鸭鹅）。为镇压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1955年的“社会镇反运动”逮捕了七十多万人，为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路，1958年前3个季度，全国逮捕人数超过1955年全年逮捕人数。
中共建政后从土改运动（指南方）开始，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862,236名（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语）。全国总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枪毙，实际被杀的人数更多。如四川涪陵县土改运动，所杀人数约占该县总人口数的约千分之四以上，约4,000人。其中清溪区，本文作者的表哥看见一次就枪毙二三十人。罗云乡，仅一次就枪毙十多个人。蔺市区，枪毙的“土匪”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杀人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土改大肆杀人，如刘少奇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不但震慑地主，同时还震慑农民，否则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会有如此顺利。杀人立威贯穿共产革命和专政的全过程。
还有1959年开始延续到1962年的4年特大饥荒，全国饿死人数根据本文作者抽样调查推算，可能在7千5百万至1亿2千5百万之间。在特大饥荒之前的1950～1958年的9年中，饿死人数约在4千万左右。结束饥荒是在1980年农民自发性搞包产到户后。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在专了党外（体制外）阶级敌人的政后，就专党内（体制内）的右派、右倾分子、反党分子、走资派的政了，如1954年反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1959年反彭德怀为首的右倾运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整走资派、文革整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后又反林彪集团、反四人帮等。共产党革命和专政犹如一架庞大的永不停息的绞肉机，可能绞杀所有人。（限于文章篇幅，不谈1980年后的反人类犯罪）。
中共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反人类犯罪的历史，恐怖主义屠杀和掠夺的历史，对其百年犯罪进行清算，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罹难者的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