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北江监狱。（网络图片）
我离开拘留所已经三十五年了。可直到今天，我晚上睡觉仍然要开着灯。我喜欢独自睡在一个小房间里。白天午休，哪怕只躺一会儿，我也要把门锁上。睡前还要检查门窗，有时检查一遍还不放心，还要再检查一次。
我知道自己已经回到家里，不是在拘留所。我也知道家人不是敌人。可是，妻子夜间起身，蹑手蹑脚地走过床脚附近时，我有时会突然坐起来，脱口而出：“你干什么？”她被我吓一跳，我自己也很难受。这是我的真实生活，不是电影里的情节。
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失去自由以后，心理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当铁门终于打开，这种心理变化又会持续多久？
在看守所里度日如年
1990年，我因1989年的学运被捕。我记得当时的感受，不只是害怕坐牢，更像是掉进万丈深渊，不断往下坠，永远落不到底。那时，时间忽然变得很慢。平时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可在看守所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
在看守所期间，我待过不同的监房，后来又被转到拘役所。我记得那间六号监房，水泥墙发黑，屋顶很高，窗户又小又高，白天几乎见不到自然光。一盏昏暗的灯总是亮着。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监房里，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后来，这间房装上了双层钢丝床，一张挨着一张，住的人更多了。
有一次，我被关进一间所谓的“小号”。屋里没有床和被褥，只能睡在水泥地上。三个人共用一个大桶，夜里连怎样小便才能不发出声音，都得反复琢磨。在里面，想正常地吃饭、睡觉、说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把那种状态比作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动物：低头吃草时，眼睛仍要四处张望，随时准备逃命。被关押后，我睡觉时从来不敢完全睡沉。
恐惧怎样变成规矩
监狱里不只有门、锁和高墙，还有一整套人与人之间的规矩。有些规矩写在墙上，有些则只存在于表情、眼色和暗示之中。你得学会什么时候闭嘴，什么时候陪笑，什么时候不能问问题。
我有过被人蒙住头殴打的经历。被打完以后，对方说这只是“开个玩笑”。我还得跟着笑。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的笑声，带着哭腔。人受了委屈，还要装作若无其事，这种滋味比单纯的疼痛更难受。
后来，我被转到看守所对面的拘留所。判决生效时，我没有上诉，剩下的刑期已经不多，因此没有被送往其他劳改农场。拘留所不像高墙环绕的监狱，院墙不算高，白天还要出门劳动。它的管理方式之一，就是反复集合报数。一天要报多少次，我没有统计过，估计有十次左右。
早上六点起床，几分钟内整理好被褥，跑到空地报数；洗漱之后再报，吃饭之后再报。报数声像流水线一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个接着一个，报数的人还要迅速转头看向下一位。那种速度，在我的印象中，甚至超过了我见过的许多军训队伍。原因当然不是训练有素，而是报错数或中途卡住，都可能受到惩罚。
有一个身材瘦小的犯人，他的名字好像叫“胡锦”。有一次，他报数出错后，被人用绳子紧紧捆了起来。他很快便表示头晕，随后获准松绑。事后，他告诉我，他确实有点头晕，故意把症状说得严重一些，怕再这样捆下去会出事。此后，他总想站在前面，报数时也格外小心。
一个人只因报数慢了一拍，就可能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他怎敢放松？报数看起来整齐划一，背后却是人人害怕出错。
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
被关押在一起的人表面上是同伴，内心却未必相信彼此。谁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哪句话会被人告密。我听说过一些囚犯为了争取减刑，主动搜集其他人的秘密，甚至打听重大案件的线索。有一个惯偷，善于与人拉近关系。据说，他从另一名犯人口中套出了对方过去杀人的秘密，随后向当局举报，自己也因此获得了提前释放的机会。
我不否认，举报真实犯罪有时能帮助破案。可是，在那种环境里，鱼龙混杂，信任很容易变质。你以为对方是在关心你，他却可能是在打听你的秘密；你害怕被出卖，就不得不学会隐瞒。
在监狱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变坏，但那种环境使正常的信任变得格外珍贵，也迫使许多人把提防他人当作生存本领。
当然，我也遇到过好人。一个叫赵富平的同室狱友，在我被过紧的手铐折磨时，想办法帮我松动手铐。他的善意，让我至今难忘。
拘留所里的管教人员
我还想说，在这种环境中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囚犯，也包括管教人员。他们每天与犯人接触，要防止犯人逃跑、发生冲突或寻机报复。他们习惯用冷脸、命令和惩罚来维持权威。有些管教人员与犯人近距离接触，也面临一定风险。我听说过，在一些劳改农场，有犯人因为与管教结怨，拿砖头袭击管教人员的事。
让我至今难忘的一件事，是一名犯人反复报告自己生病了。一名姓刘的医生来到牢门口，叫那名犯人蹲下，问他：“你病了吗？”
犯人回答：“病了。”
医生便扇了他一个耳光。犯人改口说没病，又被医生打了一下。医生说：“没病你怎么说病了？”
说病了挨打，说没病也挨打。最后，那名犯人既没有得到药物治疗，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当时想：医生本该治病救人，怎么能这样对待犯人？
另一位医生却给我留下了完全不同的记忆。我的两只脚前掌溃烂，甚至烂出了洞，走路很疼。报告病情后，一名医生让我到卫生所，为我上药，还给了我几粒口服药。当时，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多休息一会儿，还说有病就告诉他。
他给我的那杯水，几十年后我仍然记得。出狱以后，我专门去找他，想请他吃饭，可他已经被调离，我没能找到他。今天想起来，我仍然对他充满感激。
还有一位看守所所长，在我刚入看守所、反复喊冤时，找我谈过一次话。他看过我的档案后，说觉得我“有点冤”，但他没有权力放人。他说：“我们就像仓库一样，你们就像商品，放在我这儿。我要保管好，不丢失，不损坏。”
他的话让我明白，他只是一个看管者，并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拘留所留下的后遗症
1991年，我出狱了。身体虽然离开了高墙，但心理上的警戒却没有消失。我仍然活在痛苦的记忆里。随着岁月流逝，心中的痛苦逐渐减轻，但直到今天，一年之中仍有大约一个月，我会特别难受。
出狱后的头十年，我特别害怕再次被捕。父亲曾告诫我，我的档案还留在公安机关，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首先想到我。父亲的话，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提醒。
湖北的夏天再热，我也不敢开着窗户睡觉。每晚锁好门后，我还要再检查一遍；窗户关严了，也要再摸一遍。
2016年，我来到美国。看到这里不少房子没有铁窗，木门看起来也不厚。我想，这样的门，一脚不就能踹开吗？于是，我花了几十美元买了一根顶门杠，还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夜里让它守在走廊，我则睡在楼上。别人看到的是一栋普通住宅，我却仍在防备一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这种警惕甚至影响了我说话和睡觉的方式。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个声音，刚开口就察觉不对，立刻把话截住。原本可能要说的是“同意”，结果只发出一个“同”字，听起来却像怪叫。这种情况相当频繁，有时甚至每天都会发生。这究竟是什么症状，我不知道。
有时，妻子半夜起来上厕所，轻轻走过床脚附近，我可能会猛地坐起来，把她吓一跳。我并不是害怕妻子会伤害我，但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做出过度反应。
对黑暗的恐惧、独自睡觉时锁门的习惯，也伴随了我很久。这些都是我出狱后长期承受的后遗症。
警惕性高的代价
我知道，人需要防范危险，提高警惕有时确实能保护自己和家人。在拘留所的经历，让我学会凡事先考虑最坏的结果。这种习惯曾帮助我减少损失，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有一次，一位大学同学从美国回来，准备在杭州创办公司。聚会时，大家都祝他成功。我却对他说：“你首先应该想到失败。失败了怎么办？最坏的结果能不能承受？”
我本想提醒他注意风险，但他听了很不高兴。他认为，自己的学识、专利和工作经验，足以支持他创业成功。我原本是一番好意，却因为说得不合时宜，让他感到我在泼冷水。我们也因此逐渐疏远。
我承认，自己对妻子、孩子以及熟悉的人，有时也过于戒备。这是长期生活在危险环境中形成的生存本能。这种戒备心理妨碍了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它让我更加谨慎，也让我付出了失去友情的代价。
拘留所生活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人们常常问，刑满释放后，生活能不能恢复正常？我认为，对有些人来说，监狱里的恐惧记忆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淡化；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持续很久。我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三十五年过去了，影响仍然存在。
我今天讲述这些，不是为了证明监狱里只有恶人，也不是说所有管教人员都会变得残酷，更不是说所有出狱者都会报复社会。我亲眼见过罪恶，也亲身感受过善意。
我想问的是，中共的拘留所制度究竟要把人带向何方？如果一个人在被拘留期间感受到的是恐惧，学会的是隐瞒，经历的是羞辱，失去的是对他人的信任，那么，出狱后又怎能轻易恢复正常生活？如果管教人员在工作中长期处于防备和压制的状态，又怎能保持同情心、耐心和正常的人际关系？
我认为，良好的管教环境应该保障人的基本尊严，杜绝虐待，让病人得到应有的治疗；同时，也应让工作人员清楚自己的职责与权限，并让服刑者在服刑期间学会与人正常相处。
我离开监狱已经三十五年。写下这些往事时，许多记忆涌上心头。我几次流下眼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地方。
我想把这段往事讲出来，因为我想说，中共的拘留所不仅令人恐惧，那种残酷的环境还会伤害人的心理与精神，甚至影响人的一生。
希望所有曾经受到伤害的人，都能慢慢找回失去的尊严与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