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后左右密集的交通灯和车流之间，不熟悉澳洲交通规则的她，常常判断不准下一辆车究竟会从哪里来。几乎每一单，她都会陷入犹豫和纠结：看起来没车，要不咬咬牙冲过去；还是等绿灯吧，万一有车在这时驶来怎么办？
如果顾客住在商家稀少的居民区，花半小时爬坡送过去，周围没有下一单可接，她就得再花时间骑回热门商圈；这时她和群友会互相避雷，哪些地方坡多、商家少，不值得花时间去。
澳洲的雨季常常一言不合就突降暴雨，如果这时还在路上送单，一定会被浇透，只能在居民区找狭窄的屋檐避雨。海钰就有过下雨被困在顾客家门口、最后全身湿透哆嗦着回家的经历。
塔塔也遇到过风雨交加的天气，悉尼道路旁的树很高大，有一次，被风吹断的树枝一整块砸在她的车前，她被吓得惊慌失措，单车骑过去时明显踉跄了一下，车身跟着倒下，她整个人斜摔到地上。
她的小腿被那辆看着像普通单车、实际却很重的共享电助力车压住，当时她没有觉得特别疼，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就继续送单。回家洗澡时，她才发现腿上已经红紫了一大片。那块淤青一直到她离开悉尼、去了北领地，才逐渐消散。
塔塔说，她已经不算送外卖很努力的那一群人，只是为了拿到新人奖励，送完100单就收手不干了。
一起拼共享单车的群里，不乏有追求准时率的群友，认为系统会因为准时率高而优先派送更多好单。
有群友会在下雨天没有骑手接单时，为了高额单费冲出去送单；还有群友分享自己送单途中正常走路却遭遇车祸，被车撞得整个人飞出去，下唇被牙齿咬得大出血，不得不报警。
塔塔没有办法接受为了送一单的钱，去冒身体受伤的风险。在澳洲生病很麻烦，会面临失去收入来源、影响打工集签计划、治病难等问题。
“但即使像我这幺小心的人，都因为送外卖受了伤的话，我觉得（送外卖的）大家可能也都多多少少会受这种伤。”塔塔说。
外卖员在澳洲算是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但好在Uber对外卖员的保障很完善，不仅超时不扣钱，距离太远的订单可以拒接，如果遇到感到不安全，或是其他紧急情况，也可以在系统上点击“feel unsafe”直接离开。
外卖员取消订单没有任何限制，比如一直联系不上顾客，或者和顾客发生矛盾。取消订单后，外卖员可以直接吃掉外卖。不过取消率太高，系统会渐渐地不给派单，或者派距离远、单费少的“烂单”。
Uber的最低单价是5澳元，最高能有20澳元以上。2026年8月17日，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还实施了一项新规，外卖员有31.3澳元（约合146元人民币）的最低时薪保障，如果收入低于标准，平台必须补足差额。
塔塔记得，自己跑外卖的第二周，因为跑满100单后就没跑了，算下来这一周的时薪不够最低标准，收到了平台约200澳元的补贴。
塔塔拍下的邦迪海滩/受访者供图
悉尼的风景很美，塔塔也曾在送餐途中看过令人震撼的晚霞，但只要手里还有外卖，她就没有办法放下焦虑，脑中不断盘算着还有多久能到目的地。
只有点击已送达后，她才有闲暇去欣赏美景。“你在送外卖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心情去看那些景色的。”
一次送外卖途中，塔塔路过了作为游客时去过的邦迪海滩。天气晴好，海滩上散坐着许多人。没有什么单子了，她退出系统、关掉弹窗，带着外卖箱来到沙滩躺下。
她把亮绿色的外卖服盖在头上睡觉，迷迷糊糊间，听见有脚步声靠近。中国游客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这地儿真好，你看送外卖的也在这享受人生呢。”
外卖服下，塔塔有些无奈地发笑，觉得自己可能也为“澳洲生活很松弛”这个刻板印象贡献了一份力。
“也没有很享受，我刚才送了好几单呢。”她心想。
03未知的下一站
离开悉尼，塔塔去了北领地的一家公路旅馆做厨师。每周排班37.5小时，休息两天，基础时薪33.85澳元，晚上和周末另有加成。除了每天从工资里扣25澳元包吃住外，几乎没有其他支出。她算了算，工资发多少基本就存多少，每周能存下约1000澳元（约合4700元人民币）。
除了她本身物欲较低，北领地这个热带小镇也几乎没有可以花钱的地方。
旅馆离最近的城镇约四小时车程，宿舍有大床、电视和Wi-Fi，却连张桌子也没有。一天常常上完班、吃过饭，再回房间洗衣服睡觉，就过去了。
刚来北领地的第二天，塔塔被同事告知，旅馆外面的草坪上有一条两米长的东部黑棕蛇在缓慢爬行。她之前在悉尼的博物馆见过这个品种的蛇，介绍里写着它会致死。当晚塔塔就心生买票离开的冲动，可是她还要“集签”，来这里的交通费也将近700澳币，高昂的成本让她放弃了离开的念头。
现在，她不敢在晚上出门，去上厕所必须开着所有的灯。北领地气候湿热，很多蛇蚁蚊虫。有一次夜里，香椿虫砸到额头上，把她从睡梦里惊醒，她开灯发现天花板缝隙和角落里还有不少，半夜爬起来抓了两个小时的虫。
塔塔在北领地住的房间/受访者供图
刚进后厨时，塔塔每天脑子里都塞满要记的东西，早晚班各有一套流程，出餐单上所有的菜排在一起，她得先辨认自己负责哪部分，再考虑怎么和主厨配合。
有时主厨的肉烤好了，她的薯条还没做完，等菜凑齐，肉已经冷掉，只能重新烤。虽然两位主厨都很耐心，她仍怕拖累别人；下班后，她的大脑已经过载，没有精力再和白人同事社交。
在新西兰打工度假时，她也做过类似的工作。
在新西兰最初做帮厨，同事一请病假，塔塔就去顶班，有时连干10天、12天，一天工时从8小时延长到10小时，仅厨房一份工作，每周就能做到50至55小时。
她还兼职做民宿清洁。民宿的窗外是如画一般的风景，她有时候拿着抹布擦玻璃，看向窗外，想到自己如果不做这份工作，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待在一座这样的房子里。
这份工作时薪不高，只有25纽币，但是民宿经理人很好，会开车带她往返于不同的民宿之间，路上的时间也算工资，让她能在两场清洁之间喘口气。
当时塔塔对自己的英语没什么自信，两人坐在车里，有时一路沉默，经理便主动找话题。听她说起语言上的焦虑，经理反过来安慰她：不应该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好而不自信，塔塔会中文和英文两门语言，自己却只会英文，应该羞愧的是自己；其实是他应该学些中文来适应塔塔。
这番话让她感动了很久，后来在群里，遇到同样担心英语不好的人，她就分享经理的话来鼓励大家。一开始，她就靠着许多陌生人的善意在新西兰撑下来了。
为了在新西兰攒钱，最拼的时候，塔塔辗转在三份工作之间。有时早晨醒来，手会发麻，她觉得再这样干下去身体吃不消。
社交媒体对打工度假的想象中，高薪是最吸引人的一点。但对于海外的打工度假者来说，他们大部分可以做的工作都是一些服务业和体力活，以时薪计算工资，也因此，高薪往往依赖于超长工时的累积，“手停口停”。
肆琳来到悉尼已经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她一共打过15种零工。
现在她在家楼下的炸串店做前台，每周四天，从上午十一点到晚上九点半，固定42小时工时，剩下三天和上班前后的空当，她做第二份白领工作，运营四个品牌的小红书，赶上中秋月饼销售，又要跑地推、拍素材，帮忙打包；剩下两份是偶尔的摄影工作和自媒体。几份工作合在一起，忙碌时一周总工时能达到70小时以上。
过去，她还尝试了寿司店店员、民宿管家、地推销售、仓库搬货，也做过酒店清洁工，在酒店换床单、铺床，从没想过客房清洁会那么累。这些工作，她在国内未必愿意尝试，但来到澳洲，较高的报酬让她觉得“没这么亏”。
肆琳给自己定的安排是工作三个月、旅游一个月，旅游时通过自媒体和其他线上工作获得收入。接受采访时，她已经半年没离开悉尼进行长途旅行，正准备忙完10月，把假期合在一起，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去墨尔本、北领地和新西兰，再回国过年。
她还想攒钱去南极，在澳洲的第14个月，她已经完成了存20万人民币的目标，她想再攒一些钱，顺道在南美洲好好旅行一番。
肆琳的小红书帐号
塔塔也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打工度假生活中，收获了以前从没想过的生活。
打工的间隙，她走过新西兰的许多地方，见过特卡波奶油蓝的湖泊和银河，也记得皇后镇湖畔雪山下的日落。她去学了滑翔伞，在基督城冲浪，在新西兰的皇后镇考了单板一级教练证。
她想，以后也许可以靠这项技能去别的地方工作，比起做西厨，她会更喜欢滑雪教练这份工作。
从找工作到买车，再到遇上冲突后维护自己的利益，起初需要查攻略、找人问的事，后来她一件件自己独立完成了。
“我原来其实是可以做成这些事情的，我原来是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人的。”她的信心由此不断建立。
过去在国内找工作时，她会因文科专业、已经不是应届生而怀疑自己的价值；如今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里找到工作，一边能养活自己，一边安排旅行，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
“在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的英语国家，我都能靠自己找到工作、交保险、买车、旅游，我会觉得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有活下去的能力。”
塔塔想先争取一个澳洲的长期身份，把它当作“兜底”，有机会再去日本北海道做滑雪教练，或去别的国家生活。
她并不急着把所有旅行愿望都兑现，去日本、去欧洲、去南极，都可以为眼下的目标让步。比起短暂地去一个地方看一看，她更想在那里工作、生活，看看是否适合自己长期待下去。
在新西兰转为工签的第一年，她积攒了接近五周的带薪年假，回国度假休息，工资照常进账。父亲看她整天无所事事，问她是不是该找工作了，她说自己现在还有收入，“我现在工资不一定比你低”。
除此之外，塔塔还有10天的带薪病假，在国外休病假也不需要说明身体哪里不舒服，老板通常不可以过问。第一年休不完的病假，可以累积到第二年。
“但这些并不代表working holiday的全部生活。”塔塔说，她不想将这些作为WHV的宣传。
“人其实是需要度假去度过痛苦的。”然而，湖泊、雪山和海浪之外，还有上完班就只够睡觉的日子，也有努力想加入同事的聊天，却始终觉得存在一层文化隔阂的时刻。
她也经历过深夜痛哭，只能找ChatGPT说话的时候；想过要不就算了，回国靠存款休息一阵也可以。
塔塔在芝加哥滑雪/受访者供图
塔塔很反对社交媒体上关于“打工度假可以让人重生、暴富”的宣传论调，她清楚，光鲜的度假照片下，是一个一个亟待解决的生活难题。
在新西兰认识的一位朋友让塔塔耿耿于怀了许久。在离开新西兰，她曾陪那位朋友去看病，朋友因为天气冷热交替，发烧了两周，但因为澳洲医生检查的不重视，朋友病情加重，不得不进了急诊。最后，高昂的费用让她只能回国治疗。
塔塔很担心，如果只分享那些光鲜亮丽的部分，让人盲目出国，却没有让他们过上满意的生活，甚至碰上无力应付的风险，她会有负罪感。
海钰出国前在北京做设计工作，同事关系简单，只是厌倦了每天重复的生活，觉得没有成长空间。她没想到，换了国家、换了工种，仍会遇上自己不喜欢的职场关系。
在第一家餐厅里，一次关于排班的争执中，店长打电话斥责了海钰约十分钟，她从只言片语里，怀疑同事在背后传了小话。她给店长发去解释，却没有等到回复，便觉得没必要再费口舌，做了一个月后便辞掉这份工作，转去另一家已经在兼职的餐厅。
肆琳在悉尼的第一份寿司店里也被华人老板PUA过，“我在国内上班都没有被PUA过，怎么来澳洲能被PUA呢？”
许多来到澳洲打工度假的背包客会发现，如果只是想逃避国内的职场，那么在国外也可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好的同事老板是概率问题，WHV无法抹去原本的人生难题。
2026年9月17日，澳洲政府针对WHV宣布了要改革的消息，第二年、第三年的签证开始引入抽签制度。整体趋势是控制临时签证人数、提高长期停留门槛。
截至10月30日，该项改革的实施日期和过渡安排仍未明确。一些打工度假者陷入了担心：如果改革落地，在偏远地区做完几个月工作，最后仍可能因为抽签，拿不到下一年的签证。
海钰刚到澳洲一个月，原本打算再做两周服务员便辞职去集签。新规消息传出后，她的计划也被打乱了，纠结还要不要集签，不知道下一站通往哪里。她觉得自己像浮萍，虽然享受了自由，但脚下虚浮的感觉又让人迷茫。
海钰写下的日记/受访者提供
最近几周，她在餐厅当服务员，每周工作40至50小时。同事关系简单了，体力活的劳累，睡一觉就能缓过来。不像以前做设计时，脑子里的疲惫很难随着下班结束。
但她也说是因为自己心态比较好，平时有健身的习惯，能够接受端盘子和送外卖。体力活的劳累很难用语言描述，远不及亲身感受。
翻看以前的照片，她会想念国内的小猫、家人和爱人朋友，也想念某种熟悉的生活状态，但她并不后悔出发。
她还没有决定要不要长久留在澳洲，也不想为了获得永久居留投入过多精力。如果碰巧有合适的工签机会，她愿意多待几年；如果待不下去，也可以回国，或者换一个国家。
离开澳洲以后做什么还没有答案，至少目前，她已经不打算再回去做设计师。
她最憧憬的生活，是在工作之外，可以去赶海、游泳、潜水。采访那天，她坐船出去游玩，又想起念念不忘想考的潜水证。
以前在海南，她上过两三节潜水课，如今看着悉尼清澈碧蓝的海水，她总忍不住想要跳下去。等考完潜水证，她想着一定要潜下海，亲眼看看这里的水下和海南究竟有什么不同。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